25．北海道

群島最東北端的島嶼似乎總是有著某種特別的長處。蘇門答臘是印度尼西亞的希望之島，北海道是日本的期待之島。從今天的北海道，已經可以看見日本的未來。

在日本，未來與過去之間的張力，其程度之劇烈非同一般。亞洲各國之中，日本是審時度勢，向西方現代文明打開門戶的先行者；而與此同時，日本又是個受傳統影響尤甚的國家。不過，日本眾多島嶼當中，唯獨北海道保留原始狀態沒有受到傳統影響，前西方時期一千三百年來的日本文化塑造下的傳統從未在此存在過。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後，北海道也只不過是日本的屬地，還算不上都道府縣(1)。日本人在島上的立足點僅限於為數不多的若幹軍事駐地，布設於此也是晚近的事，立下的界標旨在表明所有權，抵禦住貪婪的俄羅斯帝國(2)。當時北海道其余的部分都是尚未開墾的荒地，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人類代表，是一些毛發茂盛的阿伊努人遊牧族群（毛發茂盛的澳大利亞土人和北歐人的遠親）。

日本的西方化進程給北海道帶來了嶄新的命運。西方化的結果之一，就是終結了兩百五十年來將日本人口始終保持在固定數量上的措施，人口開始加快增長（時至今日仍在增長，盡管目前看來企穩在望）。為了緩解日本另外三大島嶼的人口壓力，殖民開拓北海道成為最顯著的首選手段。帝國政府自1870年代起便鼓勵拓荒運動，到今天，北海道已經成為日本人安居樂業的地區，其首府劄幌是東京以北日本最大的城市。在北海道，一個全新的日本已經問世，但這個新日本可不單是舊日本的翻版。這裏沒有任何西方化進程開始以前日本的色彩成分。開拓這片北方荒原的拓荒者先頭部隊並非日本人，而是西方人：日本政府邀請荷蘭和丹麥農場主移居到該地生活一定的時間，在此向日本移民展示如何應對這種像北歐更甚於日本主要島嶼的地區狀況。這些北歐人早在許多年前就返回故裏，但是他們留下了曾經在此生存的永久紀念物，那便是條頓人建造的北海道農舍和谷倉畜棚。步條頓人後塵而來的日本移民根據經驗觀察發現，比起沒那麽龐大雄偉的日式風格，這種奇怪的建築類型更適合新開墾地區。因此他們全盤接手並且效仿復制。變革不單單是建築方面的，同樣也是心理層面上的。

我們在北海道得以參觀三座當今日本典型的農場：劄幌郊外的一家洋蔥農場、城市東面灌溉地的一家水稻農場以及東南方向更遠處的一家乳牛場。在和農場主以及他們家人交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日本傳統的斷裂和為彌補這一斷裂人們所花費的努力，這讓我印象深刻。從自然距離來看，這些北海道農場主的父輩或祖父遷移得並不算太遠——打個比方說，不比從韋塞克斯到蘇格蘭高地遠；但是連根拔起再重新紮根，這樣的心理負累重得就仿佛他們從約克郡遷移到新西蘭似的。他們為已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欣喜地發現自己享有的財富，就算是放在他們家族出身的舊日本那些地區也依然是巨大的。然而，無論如何，從事水稻農耕的家庭還是憂心忡忡地堅守著過去。

水稻壓根不是北海道順理成章的作物。在這一氣候嚴酷惡劣的北方地區，水稻的收割時間要比水稻土生土長的地區提早至少一個月。北海道大學農業系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培育出多種特殊品種的水稻，使之能夠在短暫的生長季裏達到成熟。即便如此，在北海道種植水稻依然稱得上是一項經濟壯舉。不過，在北海道，只要有可能栽培水稻，土地就應該用來優先種植水稻而不是其他任何作物，這已經達成了共同的默契。假如在北海道取締水稻種植，全部可用耕地都改種黑麥、燕麥和牧草，這座島嶼產出的糧食很可能會有相當可觀的增長，既可以使北海道富裕起來，又可以減少日本從國外進口的糧食。但提出如此功利主義的建議簡直是大逆不道，更確切地說是褻瀆了神靈。在日本人眼中，水稻耕種如同宗教職責一般；對於水稻耕作民族來說，制乳業不僅僅是一項經濟上的新事物，更是駭人聽聞的生產活動，處在不折不扣的大不敬邊緣。

乳牛場農場主必然是我們拜訪的三位農場主中最激進的那一位。水稻農場主為自己建造了一座考究的日式住宅，傳統至極，兼有供奉神道教神明的神龕和一座供奉佛教眾菩薩的祀位，以及一排備受尊崇敬拜的祖先的放大照片。乳牛場農場主則給自己建造了一座美式兩層住宅，筒形屋頂是波紋鐵制成的，他和家人坐在美式的椅子上，在美式餐桌邊用餐。他沒有耕作水田，而是大不敬地生產制造奶酪和黃油，而且不打算去犯所謂回頭是岸的那種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