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舊共和國與新君主國（二）（第2/16頁）

這個形態的典型是提圖斯·彭波尼烏斯，此人是這個時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個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魯斯的農莊經營，在意大利、希臘、馬其頓和小亞細亞的金幣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絕加入公職，拒絕與國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貪婪小氣，也避免那個時期流行的沉重浪費（例如，他的餐費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著鄉間與城市的兩種生活的美好，跟羅馬與希臘的上流社會交往，並享盡種種文學與藝術的樂趣。

人數更多、地位更鞏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當時的文學為我們留下一個這樣的農村貴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圖斯·羅斯西烏斯，公元前81年於剝奪公權時被殺。他的財富計約六十萬塞斯特斯，主要投資於十三片農莊；他親自有計劃、熱心地治理；他極少至羅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過，而當他去的時候，跟元老院那些講講究究的貴人們比起來，他那拙笨的樣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隸們跟城中有模有樣的家奴們比起來相似。這些鄉村貴人和他們的鄉居家室，嚴謹地守著他們祖先的規律，也沿用祖先純粹而高貴的語言；這是城中的貴人與商人遠瞠其後的。

地主階級被認為是國族的精英。想飛黃騰達的投機者，想獲取最終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計地買下一塊農莊，即使自求不到鄉紳的地位，也設法讓他的兒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運動，凡有新的文學動向時，我們都可以見到這個地主階級所留下的痕跡。對新君主制度的反對，地主階級貢獻出最大的力量；瓦羅、盧克萊修和卡圖魯斯出身於這個階級；而地主生活相當的鮮活性在西塞羅的著述《論法律》第二卷關於阿爾皮努[2]的優美導論中，顯示得最為清楚——這是那既空洞又多產的西塞羅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窮人

但是若與乞丐和貴族——這是社會的主調——相比，有教養的商人階級和朝氣蓬勃的地主階級則相形見絀。這段時期貧富人口的比例我們沒有數據可以確定，但我們可以再度引證早此五十年一個羅馬政治家所說的話。他說，羅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過兩千。自那時以後，羅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變，但從明顯的證據可以看出其貧富人口的比例頂多沒有變得更大而已。從谷物配給和從軍的情況看來，大眾的貧窮是太明顯了。而富者益富則可由當時的一個作家之言得證。他說，在馬略時期，“依照當時的標準而言，一片兩百萬塞斯特斯的農莊算得上是財富”；而從個人財富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前述的說法是正確的。巨富魯西烏斯·多米提烏斯·阿赫諾巴爾布斯向兩萬士兵許下諾言，從他的私產中給每人四英畝地。龐培的農莊值七千萬塞斯特斯，演員伊索普斯的農莊值兩千萬。富中之富馬庫斯·克拉蘇，在事業之初財產七百萬塞斯特斯，最後，在除去大筆花銷之後，仍有一億七千萬。

這樣的貧富極端，對貧者與富者都造成了經濟上與道德上的潰亂，兩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潰亂的實質則一。若說一般人是由國家的救助才免於饑餓，那是由於他們首先沉淪於乞丐的懶惰和快活（當然，國家的救助也正助長了他們的懶惰）。羅馬的平民喜歡看戲而不喜歡工作，酒家與妓院的生意極為興隆，以致政治煽動家們特別喜歡爭取這種行業的老板。

鬥劍比賽是古代道德敗壞的表征與豢養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賺其錢。到了這時，又有可怕的新花樣出現，就是戰敗的鬥劍者之生死不是依決鬥法而定，也不是依勝者的好惡而定，卻是依觀眾的任性而定；勝者視觀眾所發的信號而饒赦匍匐在他面前的敗者，或將之一劍戳穿。這種打鬥的行業如此興盛，或說，自由的價值已如此隕落，以至於這個時代在戰場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卻在競技場中盛行。在競技場上，規章要求鬥劍者被刺殺時默不哼聲，不得閃避。事實上，自由人常常將自己賣作鬥劍奴隸，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紀的平民也遭到匱乏與饑荒，但他們並沒有出賣他們的自由；而那時的法學家也不將那鬥劍士的賣身契視為合法：“在規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鎖，鞭笞，燒或殺而不做反對。”

貴族

在貴族社會中這種事倒未發生，但從根底上言，卻幾乎沒什麽不同，甚至更壞。在怠惰方面，貴族們放肆地向無產階級挑戰：無產階級在人行道上橫躺豎臥，貴族則在床上睡到日正當中。奢侈既無限又無味。在政治上大手揮霍，在戲院裏也是，而兩者的腐敗當然可以相提並論。執政官的職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價格買得的——公元前54年，僅第一選舉區就用了一千萬塞斯特斯。有教養的人對戲劇的興趣則完全被裝潢狂所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