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安史亂後形勢（第2/2頁）

《舊書·越王系傳》曰：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後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紀》在乙醜。謀誅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宮，謂之曰：“輔國久典禁軍，四方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內侍程元振，《元振傳》：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案以宦者將射生手，故曰內射生使。結托黃門，將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勛舊內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勞聖慮，情所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後知太子難與共事，乃召系，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系曰：“能。”後令內謁者監段恒俊與越王謀，《舊書·後傳》：中官與謀者，有朱輝光、馬英俊、啖庭瑤、陳仙甫等。《通鑒考異》曰：《代宗實錄》《唐歷》《統紀》《系傳》，皆以段恒俊為馬殷俊，則二者即是一人。後輝光、庭瑤、仙甫皆配流，惟恒俊見殺。輝光，他篇亦作光輝。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於長生殿。是月乙醜，皇後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輔國。元振握兵於淩霄門以候之。淩霄，亦宮城門。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為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廄。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余人，幽皇後於別殿。是日，皇後、越王，俱為輔國所害。輔國與代宗，不聞有釁，張後欲除輔國，豈得召代宗謀之？若雲代宗實陰疾輔國，故可與之謀，則輔國初未有廢代宗之意，即位之後，何時不可圖之，何必汲汲於監國之日？故知史所傳必非其真。據《新書·本紀》：輔國是時，實並殺兗王，及六月，又追廢張後及系、，皆為庶人。《代宗實錄》：群臣議系、之罪曰：“二王同惡，共扇奸謀。”《通鑒考異》。以系代代宗，非嫡非長，名實不正，而 則異是，疑後與系實欲替代宗而立 也。新舊《書·傳》，皆曰寶應元年（762年）薨，蓋諱飾之辭。其《定王

傳》，亦皆曰寶應初薨，疑亦不以良死。唐京師之兵有南北衙。南衙者衛兵，北衙則禁兵。禁兵，玄宗時耗散，肅宗即位，乃復稍補。至德二載（757年），置左右神武軍，與羽林、龍武，各分左右。並稱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英武軍。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其時禁兵實較衛兵為親，力亦少強。輔國雖專掌禁兵，其關系實疏，元振則身為射生軍將，故張後欲行誅，輔國不得不藉其力，而事定未幾，又為元振所覆也。

丁卯，肅宗崩，代宗即位。尊輔國為尚父，事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司空、中書令。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罷其判元帥行軍事，閑廄已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本賜內宅居止。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封博陸王，許朝朔望。《紀》在六月。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舊書》本傳。代宗之去輔國，可謂甚速。然程元振又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威權赫然，無異於輔國矣。

安史之亂，首尾不過七年，所擾亂者，亦不過河北、河南、河東、關內四道，唐室復振，理實非難。然終於不振者，則潛伏之亂原太多，至此一時俱發，而朝綱之陵替，尤其大焉者也。肅宗之世，宰相之可用者，莫如房琯與張鎬。《新書·琯傳》曰：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鎬傳》曰：鎬兼河南節度，都統淮南諸軍事。帝還京師，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獻款，鎬揣其偽，密奏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範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長史。是兩賢相皆以宦官敗也。又《呂 傳》：以上元初為相。中人馬尚言，素匿於，為人求官，奏為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 為太子賓客。一怒而至於如此，度其時宦官所為，必有壞法亂紀不可忍者，然非帝縱容之於平時，何以至此？唐自黃巢起事前，實無時不可有為，而終於不振者，則宦官之把持政柄實為之。宦官所以能把持政柄，以其掌握禁兵，此事雖成於德宗，而實始於肅宗。故肅宗實唐室最昏庸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