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圍路徑（第3/11頁）

明代的宦官人數到底有多少，史書上並無明確記載。但從整體上講，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政治日趨腐朽，宦官人數呈急劇上升的趨勢，由明初的數百人發展到明末的數萬人(一說七萬人，一說十多萬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錄用自宮者3000多人，從萬歷元年至萬歷六年之間，兩次從自宮者中就錄用了6000多名宦官。

作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讓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實現可能。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結論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一個皇帝，他的個人榮辱，羞恥觀念和普通人是一樣的，他突破輿論帶來的彈性約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詔獄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閾值的可能性較小。所以皇帝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通常會受到來自權力系統的制約。就算他們能夠做到不需要過多顧慮官員和世俗世界對自己的評價，也要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慮。而那些太監則完全是自由職業者的狀態，他們可以把一切束縛在個體身上的顧慮統統甩掉，輕裝上陣。他們甚至連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從進入這個圈子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割斷了與外面世界的聯系。這種顧前不顧後的變態心理，可以讓他們在行動的時候更加肆無忌憚，毫無顧慮，更不會有精神和道義上的負罪感。

其實這樣做的結果，使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終也受到損害，難以善終。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他們最後都走到了自取滅亡的地步。所以即便是宦官，從這個意義上受到的制約也很厲害，整個明代真正不顧自己的利害關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慘下場而效仿劉瑾、魏忠賢之輩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是從社會的最底層經過奮鬥才走向權力的巔峰。對於一個從戰爭的刀叢血泊中滾過來的草根皇帝，江山得來不易，豈容他人共享權力的果實。明朝有錦衣衛、東廠和西廠，特務密探四出，朝臣的一舉一動，莫不在他們眼裏。有的密探甚至偷偷給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騷話都給舉報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腦袋就搬了家。顯然，這是常見的特務統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報，讓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過去的帝制時代，還存在反向特務和密探，是臣子們用來打探皇帝情報的，這些特務和密探，就是皇帝身邊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為逆向特務的可能性就越大。

宦官穿的“權力馬甲”

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後會鬧騰得雞飛狗跳，主要還是因為明朝極端專制的皇權。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終高踞於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在一大批曾經跟他一起赴湯蹈火的開國元勛被清洗之後，整個官僚集團陷入了一種信任危機。連自己最親密的戰友都不值得信任，還有什麽人能夠值得信賴？

開國之初，朱元璋雖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後他本人帶頭違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歡結交儒生，在家中養了不少門客。有一次，李文忠對朱元璋說：“內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憤怒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門客教之。”於是一怒之下將李文忠家中的門客都殺了，隨後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這裏居然視宦官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這種前後態度的轉變讓人費解，但卻給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權繼承者們一個理由—謹遵祖訓。

宦官本來只不過是宮廷裏的服務生，身上不應該披有正式權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權力的人，卻被正式制度擋在權力的大門外，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於是他們中間有些宦官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從皇帝手中分得權力，就算不能穿上權力的正裝，也要撈一件“權力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馬甲”千千萬，這麽多人熱衷於“權力馬甲”，是因為可以借著權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權力馬甲”，又沒有被人識破。那麽穿“馬甲”者不光可以獲得正式權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場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國的好手，兩人可以說是大明王朝最為強勢的兩大帝王。在他們主政期間，他們也刻意規避皇權旁落的各種風險。在權力的運行中，對於那些接近權力核心層的輔官閣臣，他們可以說是防備再防備。比如說在章奏的批示上，兩任皇帝都是親力親為，絕不假手於人，只讓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顧問、參謀的角色，並不放權於他們。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後，這種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擬制度應運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專權的可能。票擬制度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皇帝太懶，懶得連大臣們的奏章都不去批閱，然後就令內閣大臣用小票墨書，對奏章草擬出的各種處理意見，貼在各種奏疏的封面上，然後再上報給皇帝，由皇帝審定後，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為朱批，這就是改變明朝宦官命運的票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