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非黑非白的區域（第3/7頁）

此時距離康熙說那句話過去了將近百年，朝廷吏治每況愈下，哪兒還有什麽真正的廉吏？乾隆皇帝對這一點非常清楚，所以他在第三道上諭中就改變了原先的態度。他在講了一大通官員清廉自律的道理後，語氣一轉，表明了自己此時的態度：“朕不為已甚，不肯因此遍加嚴責也。”就是說，自己對此也是無能為力，只好任由他去了。

從此以後，因陳時自殺一案而引起的“廉政風暴”在一陣疾風暴雨過後便消失得無影蹤。

有了老子的前車之鑒，嘉慶皇帝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

嘉慶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鬥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乾隆一手培育起來的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中央權力內部的腐敗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戛然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雖然他即位後使出的第一雷霆殺招就是殺了和珅，但是官場腐局並沒有真正得到破解，更多的人前赴後繼。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江山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連嘉慶皇帝自己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

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這個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皇帝的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以雷霆之勢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成為嘉慶帝樹起的清廉標兵。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不可自拔。他只用了短短的一年時間，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反貪急先鋒也淪為朝廷的大貪汙犯。

像廣興這樣的官場中人，他們身陷官場就如同在競爭性的市場上，他們追求的是利潤平均化。他們的投入資本也很大，包括個人聲望、社會關系、生命安全。這種追求利潤的行為像水波一樣，一圈一圈地蕩漾開去。打秋風、請客吃飯、表禮水禮、程儀、炭敬、冰敬、別敬、三節兩壽等等，都是官家權力運行規則下的利益分配機制。如果他們不遵守這種遊戲的玩法又會怎樣呢？那就會被官僚集團視為不懂規矩的古怪官員。

這種貪汙之風愈演愈烈，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機構的運轉，為了保證官員的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政府借高利貸運轉這是很危險的，搞不好就會被民間資本綁架。

嘉慶年間，各地還不約而同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地方財政經費的不足。

這樣一幫臨時工的數量，往往會超過那些正式編制人員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就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這幫人的工作職責就是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有時候打官司甚至能夠打到皇帝面前。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朝廷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這種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就連耐心極好的嘉慶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不安中。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結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扯不斷，咬不開。他自認為已經使用了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但是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傳遞到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

原因之一，僥幸心理彌漫官場。晚清官場之所以前腐後繼，是官員的僥幸心理在其中作祟。因為與腐敗官員的總數相比，落網者所占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的風險性又實在太低。兩相比較，官員寧願選擇名利雙收的陽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