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義音樂”：流亡作家談莫紮特（第3/10頁）

1937年5月，目錄一經出版，就獲得了德國之外音樂媒體的廣泛報道。塞西爾·歐爾德曼（Cecil Oldman）在《音樂人文》（Music&Letters）宣稱它是“典範級的學術研究，是一部大作，出自擁有史學和音樂學雙料學者資質的作者。他勤奮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又從這些史料中精巧地引出結論”[324]。諾埃爾·施特勞斯（Noel Straus）在給《紐約時報》的文章裏更為熱情：“在長久而焦急的期待之後，新版克歇爾目錄超越了我們的預期。這是編撰者以總量驚人的研究和工作帶來的無價成果。”[325]但也許最令人滿意的評論來自作者信任已久的德國同行格奧爾格·戈勒（Georg Göhler）。戈勒的文章盡管發表在全球性刊物《音樂學學報》（Acta musicologica）上，但他是有膽識、有信念著文稱贊這部著作的唯一一位留在德國的音樂學家。在詳述他對愛因斯坦所用方法的保留意見之後，戈勒雄辯地稱贊了他的整體成就：

整體看來，新版克歇爾目錄是一個重要的音樂學事件，我們必須為此感謝愛因斯坦的全面知識和不懈努力，也要感謝出版商布萊特科普夫和黑特爾為這部巨著提供出版機會和外部環境。這是國際學界合作的盛大成果。愛因斯坦引用了斯賓諾沙的“秩序與聯系”（ordo et connexio）一語，他和這句引語是真正相稱的。沒有“秩序與聯系”，就沒有學術，沒有歷史。全世界的音樂學界會確保不會遺失這份成果的任何一個部分。[326]

愛因斯坦不是安於成就的人。他特別看重莫紮特學者們發表在知名音樂學刊物上的詳細評論。他十分清楚，有著這等細節和復雜程度的書不可避免會有遺漏和不明確的地方，便非常感謝同行們提供的專業意見和重要的增補書目。因此，他在目錄出版之後，仍然繼續挖掘新的材料。到1939年，他已經整理出大量修訂意見，多到可以出第四版克歇爾目錄。但考慮到布萊特科普夫和黑特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為這個項目遭的罪，第四版不可能再找他們出了。另外，戰爭已經爆發，愛因斯坦已經永久離開歐洲，出版這些修訂的前景愈發渺茫。最終得以出版，主要是靠愛因斯坦的朋友保羅·希爾施的堅持和鼓勵，以及喬弗裏·夏普（Geoffrey Sharp）的無私奉獻。希爾施在1936年把他珍貴的音樂圖書館從德國搬到了英國，夏普則是英國一家新創音樂刊物《音樂評論》（Music Review）的編輯，這份刊物在1940年年初開始發行。

夏普的刊物在第一期發表了保羅·希爾施關於莫紮特樂譜早期版本的文章。它是英國的音樂刊物中與眾不同的一份，其特色是大量發表流亡音樂學者和批評家的文章，堪稱獨一無二。[327]《倫敦時報》1942年的一篇文章證實了這一點，說該刊編輯已經把刊物變成了“被驅逐的歐陸樂評的家園”。因此，當希爾施提出《音樂評論》可能是出版愛因斯坦第三版克歇爾目錄修訂的理想平台時，夏普也就認可了。[328]大英圖書館希爾施档案裏現存的通信顯示，愛因斯坦立刻同意了這個建議，並謝絕夏普意欲支付的報酬，說道：“您的幫助是我受自英國和英國的朋友們的諸多善行之一。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也將永遠無法回報。”[329]

1940年末，《音樂評論》的第四期發表了愛因斯坦克歇爾目錄修訂的第一部分，標題為《漫談莫紮特與克歇爾》（Mozartiana und Köcheliana），印得很緊密，就這樣也長達30頁。考慮到此文出版時，德國難民已被視為敵國公民關押在獄（希爾施自己也未能幸免，雖然很快獲釋），夏普同意以德語原文發表愛因斯坦的文章實在非比尋常。愛因斯坦敏銳地意識到這樣做會引來怎樣的爭議，他希望讀者不會“驚訝於此增補卷以德語出現在英國期刊上”，也不會“覺得這是特例”。他接著解釋道：

決定這麽做只是為了讓作品主體和增補卷不會不一致，並允許保留同樣的縮寫和其他參考條目。此增補卷，我本想只用打字機制作幾份，呈給幾家圖書館，以便讓學生能及時參閱，但《音樂評論》的編輯善意地提出我可以占用他的版面時，我滿懷感謝地接受了這個機會，確保此增補卷能流傳得更廣。[330]

對愛因斯坦和夏普來說堪稱幸運的是，針對用德語發表第一部分增補，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倫敦時報》的一位匿名評論家只說道：“鑒於愛因斯坦博士現在無法通過德國出版商出版他的增補，夏普先生此舉只能視為不計利益的公共服務。”[331]一年後，同一家報紙再發評論，觀點稍直接一些，稱《音樂評論》決定發表愛因斯坦的增補，拯救了“破碎的歐陸音樂學術中的一個碎片”[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