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尼采綜合征”批判

20世紀80年代之初，一個幽靈悄悄潛入中國。最先是學理的現象，後來是出版的現象，再後來是校園的現象，再再後來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隨乃至思想崇拜現象——並且，終於，相互浸潤混淆，推波助瀾，呈現為實難分清歸類的文化狀態。

因而，從當時的中國學界到大學校園，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們，言必談尼采者眾。似乎皆以不讀尼采為恥。

是的，那一個幽靈，便是尼采的幽靈。“思想巨人”“上一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大師”“悲劇哲學家”“站在人類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義之父”“詩性哲學之父”……

中國人曾將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靈的頭上。剛剛與“造神”歷史告別的中國人，幾乎是那麽習以為常地又恭迎著一位“洋神”了。

時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贊譽是源於真誠，而哪些推崇只不過是出版業的炒作慣技。

然而我對中國學界在80年代之初“引進”尼采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還沒有徹底融化“個人迷信”的堅冰的情況下，尼采是一劑猛藥。

尼采“哲學”的最銳利的部分，乃在於對幾乎一切崇拜一切神聖的兇猛而痛快的顛覆。所以尼采的中國“思想之旅”又幾乎可說是適逢其時的。

十幾年過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個真相，那就是——當年的“尼采瘧疾”，在中國留下了幾種思想方面的後遺症。如結核病在肺葉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臟出現疤癲。

這時我忽然想說說尼采的動機。

在哲學方面，我連小學三年級的水平都達不到。但是我想，也許這並不妨礙我指出幾點被中國的“尼采迷”們“疏忽”了的事實：

尼采在西方從來不曾像在中國一樣被推崇到“熱發昏”的程度

“存在主義的演講過程中，尼采占著中心席位：如果沒有尼采，那麽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和薩特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卡繆的《西西弗的神話》的結論，聽來也像是尼采的遙遠的回音。”

這幾乎是一切盛贊尼采的中國人寫的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過的話——普林斯頓大學考夫曼教授的話。

然而有一點我們的知識者同胞們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談——存在主義也不過就是哲學諸多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已，並非什麽哲學的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占著它的“中心席位”，並不能順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兩次愛情均告失敗，心靈受傷，終身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貧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處的時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國知識界理解。這種命運，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凡·高。此點最能引起中國學界和知識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憐的成分。每導致中國學界人士及知識分子群體，在學理討論和對知識者思想者的評述方面，過分熱忱地以太濃的情感色彩包裝客觀的評價。

這在目前仍是一種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彈“擊斃”的。在尼采所處的時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們的心裏漸漸地壽歸正寢了。

尼采只不過指出了這一事實。

在西方，沒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學家認為是尼采“殺死”了人類的“上帝”。只不過尼采自己那樣認為那樣覺得罷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這一事實，與在上帝無比強大的時候宣告上帝並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義決然不同的。尼采並沒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敵視或判決，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自然“老”死的。

關於尼采的斷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並非多麽地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讀，幾天就可以讀完。十天內細讀兩遍也不成問題。他的理論也不是多麽晦澀玄奧的那一種。與他以前的一般哲學家們的哲學著述相比，理解起來絕不吃力。對於他深惡痛絕些什麽，主張什麽，一讀之下，便不難明了七八分的。

我還是比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學史上的一位哲學家這一說法的。但——他對“哲學”二字並無什麽切實的貢獻。這樣的哲學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詡是一位“悲劇哲學家”。

他在他的自傳《看，這個人》中聲稱，“我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大有前無古人的意思。

這我也一並接受。盡管我對“悲劇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認一個人是演員，至於他聲稱自己是本色演員還是性格演員，對我則不怎麽重要了。

在中國知識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啟超，而且是與馬克思之名同時第一次提到的。這是1902年，尼采死後第二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