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文文化的現狀
我先朗誦一首台灣詩人羊令野的《紅葉賦》：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風為什麽蕭蕭瑟瑟，
雨為什麽淅淅瀝瀝，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歐陽修你怎麽還沒有賦個完呢？
我還是喜歡那位宮女寫的詩，
禦溝的水啊緩緩地流，
小小的一葉載滿愛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對文學的理解也以多元為好，一個人過分強調自己所理解的文學理念的話，有時可能會顯得迂腐，有時會顯得過於理想主義，甚至有時會顯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並不能判斷我的文學理念，或者說我對文學現象的認識是否接近正確。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這讓我想起數學家華羅庚舉的一個例子，他說人對社會、對事物的認識，好比伸手到袋中，當摸出一只紅色玻璃球的時候，你判斷這只袋子裏裝有紅色玻璃球，這是對的，然後你第二次、第三次連續摸出的都是紅色玻璃球，你會下意識地產生一個結論：這袋子裏裝滿了紅色玻璃球。但是也許正在你產生這個意識的時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只白色玻璃球，那時你就會糾正自己：“啊，袋子裏其實還有白色的玻璃球。”當你第五次摸時，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這袋子裏究竟裝著什麽？”你已經不敢輕易下結論了。
我們到大學裏來主要是學知識的，其實“知識”這兩個字是可以，而且應當分開來理解的。它包含著對事物和以往知識的知性和識性。知性是什麽意思呢？只不過是知道了而已，甚至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學們從小學到中學到高中，所必須練的其實不過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體現為老師把一些得出結論的知識抄在黑板上，告訴你那是應該記住的，學生把它抄在筆記本上，對自己說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區別，對理科來說，知道本身就是意義。比如說學醫的，他知道人體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經束構成的，在臨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復雜，是因為它不能僅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比如說我在講電影、中外電影欣賞評論課時，就要捎帶講到中外電影史；但是在電影學院裏，電影史本身已經構成一個專業，而且一部電影史可能要講一學年。電影史就在網上，你按三個鍵，一部電影史就顯現出來了，還需要老師拿著電影史畫出重點，再抄在黑板上嗎？
因此我講了兩章以後，就合上書了。我每星期只有兩堂課，對同學來說，這兩堂課是寶貴的，我恐怕更要強調識性。我們知道了一些，怎樣認識它？又怎樣通過我們的筆把我們的認識記錄下來，而且這個記錄的過程使別人在閱讀的時候，傳達了這種知識，並且產生閱讀的快感？本學期開學以來，同學們都想讓我講創作，但是我用了三個星期六堂課的時間講“人文”二字。大家非常驚訝，都舉手說：“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話就夠了——以人為本。”你能說他不知道嗎？如果我問你們，你們也會說“以人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務員，他們也知道以人為本；若是滿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會知道人文就是以人為本。那麽我們大學學子是不是真的比他們知道得更多一點呢？除了以人為本，還能告訴別人什麽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歷史，三萬五千年以前，人類還處在蒙昧時期，那時人類進化的成就無非就是認識了火，發明了最簡單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了，出現了城邦的雛形，農業的雛形，有一般的交換貿易，而這時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時出現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現的時候才有文化史，然後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現象。從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內，人類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動中，表達對神的崇拜；到下個一千年的時候，才有一點人文化的痕跡，也僅僅表現在人類處於童年想象時期的神和人類相結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傳說。那時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時間才能得到一點點進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時，出現了伊索寓言。我們在讀《農夫和蛇》的時候，會感覺不就是這麽一個寓言嗎？不就是說對蛇一樣的惡人不要有惻隱嗎？甚至我們會覺得這個寓言的智慧性還不如我們的“杯弓蛇影”，不如我們的“掩耳盜鈴”和“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們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類文化坐標上來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現了一個奴隸叫伊索，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第一次人文主義的體現。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時候，有一個奴隸通過自己的思想力爭取到了自己的自由，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通過思想力爭取到自由的記錄。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時候曾經問過他：“伊索，你需要什麽？”伊索說：“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時不想給伊索自由。伊索內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獲得，他經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過是主人有客人來時，給客人講一個故事。伊索通過自己的思想力來創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這件事情，他決然沒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僅僅是可能。當伊索得到自由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臨死前給了伊索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