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啟示

巴金老人在世時，我是見到過他兩次的。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活動。一次規模很大的活動。正式出席的有三百余人，曰“代表”。前一年10月已經粉碎了“四人幫”，而我於那一年的9月畢業。我是以復旦大學中文系特約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也就分到了那麽一個學生“代表”名額的。我之所以將“代表”二字括上引號，乃因都非是選舉產生的，而是指定的。

於我，那“代表”的資格是選舉的也罷，是指定的也罷，性質上都是沒有什麽區別的——無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系學生參加了一次有關文藝的紀念活動而已。如今想來，對於當時那三百余位正式“代表”而言，意義非同小可。正因為都是指定的，那體現著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政治，對眾多文藝界人士的一種重新評估；一種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藝自身能力的、展覽式的、集體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無幾。我在文學組，兩位組長是黃宗英老師和茹志鵑老師，我是發言記錄員。文學組皆老前輩，連中年人也沒有。除了我一個青年，還有一名華東師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系的在校生。

巴金老當年便是文學組的一名“代表”，還有吳強、施蟄存、黃佐臨等。我雖從少年時期就喜愛文學，但有些名字對於我是極其陌生的。比如施蟄存，我就聞所未聞。我少年時期不可能接觸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除了某些老圖書館，新建的圖書館包括大多數大學的圖書館裏，根本尋找不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他的作品大約也是沒再版過的吧？考慮到學科的需要，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閱覽室雖然比校圖書館的文學書籍更“全面”一些，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到閱覽室去，但三年裏既沒見過施蟄存的書，也沒見過林語堂、梁實秋、胡適、徐志摩、張愛玲、沈從文的書。這毫不奇怪。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中，全國一概的圖書館，是被一遍一遍篦頭發一樣篦過的。他們的書不可能被我這一代人的眼所發現。

然而，巴金老的書當年卻是赫然在架的。

如今想來，我覺得巴金老比起他們，那還是特別幸運的。作為作家，他雖然在“文革”時期被“冰凍”了起來，但是他的作品，畢竟還能在一所著名的大學的中文系的閱覽室裏存在著。

盡管粉碎“四人幫”了，但文學老人們在會上的言語既短少又謹慎。在會間休息，相互之間的交談那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兩語流露彼此關心的情誼而已。每個人的頭上，依然還戴著“文革”中乃至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被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那是一些依然戴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罪名卻又蒙幸參加紀念活動的“代表”。

由於我幾乎讀過巴金老的那時為止的全部作品，對他自然是崇敬的。上樓下樓時，每攙扶著他。用餐時，也樂於給前輩們添飯、盛湯。但是我沒和他交談過。心中是想問他許多關於文學的問題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當時難以坦率回答一個陌生的文學青年的問題，於是不忍強前輩所難……

第二次見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裏。已忘記了我到上海參加什麽活動。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輕。內中還有當時作協的領導，所以我一言未發，只不過從旁默默注視他。也可以說是欣賞一位文學老人。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屆作代會上被選為中國作協主席。

那一次他給我留下的印象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慈祥。

後來巴金老出版的幾本思想隨筆，我也是很認真地讀過的。

對於我個人，他那一種虔誠的懺悔意識和要求自己以後說真話的原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於今，前一種印象越來越淡薄了，後一種印象更加深刻了。依我想來，當政治的巨大腳掌懸在某些人頭上，隨時準備狠狠踩踏下去的時候，無論那些人是知識分子抑或不是，由於懦弱說了些違心的話——那實在是置身度外的人應該予以理解和原諒的。後來人說前朝事也罷，在安全的方位抱臂旁觀也罷。尤其那違心話的性質僅僅關乎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的時候，並沒有同時牽連別人安危的時候。

巴金老人在“文革”中所說某些違心話，便是如上的一些話而已。他當選中國作協主席以後，對自己所做的反思和懺悔，自然是極可愛極可敬的，也完全值得我們後輩尤其是後輩知識分子學習。但若將中國發生“文革”那樣的事情與中國知識分子應該集體地怎樣居然沒有集體地怎樣直接聯系起來進行評判，則我認為是很小兒科的評判。巴金老人自己並沒用他的文字發表過以上的聯系。但以上言論“文革”後一直是有的。它的小兒科的性質以至於——忽略了相對於政治的巨大腳掌，一個或一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幾乎便渺小得形同螻蟻這樣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