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群眾逃跑（第2/2頁）

擴紅運動中發生的種種極端行動造成幹群間關系的嚴重緊張，瑞金白鷺鄉“二十余名模範隊員舉行反動暴動，捆去區委人員三個，殺傷一個”。[78]寧化縣群眾除以逃跑表示消極對抗外，還有公開反抗的行動，以致上級派出的突擊隊“嚇得不敢出鄉蘇門口”。[79]對此，中共中央曾作出檢討，坦承過失：“群眾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蘇維埃政府領導上的錯誤。我們許多區鄉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論在推銷公債，擴大紅軍或收集糧食方面都采取了嚴重的攤派與強迫命令的辦法，任何宣傳鼓勵、解釋說服的工作也沒有。”[80]這樣的批評當然不是信口開河，竭澤而漁的做法實在也得不償失，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地方的實際執行者，應該都不會不清楚，只是面對兵員需求的巨大壓力，他們實在也是左右為難。

不僅僅是普通民眾，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在工作遇到困難或國民黨軍進攻時，蘇區幹部開小差、逃跑現象也相當普遍：宜黃、西江、泉上負責肅反的裁判部長“公開的投降白匪”。甚至有領導群眾逃跑反水的：“樂安、萬太、廣昌、代英、門嶺、公略都發生過這種現象”。[81]福建為培養地方武裝領導幹部開辦的訓練班，學員均經過各地選拔，相對較為可靠，但仍出現大批逃跑，“第一期地方上調去訓練的差不多逃走了十分之六”。[82]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蘇維埃政權處境不斷惡化後，幹部反水事例更多。1934年1月，“武平梁山鄉主席於正月間叛變，並帶去梁山遊擊隊十三名，步槍十三支”。[83]3月，於都禾豐區“二百余群眾，在少共區委組織科長的領導下，帶著鳥槍梭鏢等武器逃跑”。[84]8月，“洛口區群眾二百余在該區反動的區宣傳部長、糧食部長、鄉主席等的欺騙壓迫之下向頭陂逃亡”。[85]

生存是民眾的第一要務。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及前線供應的需要，後方生活日益緊張，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民眾不得不自尋生路，這也是出現逃跑的原因之一：

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親靠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裏。因為他在家裏實在是難以生活下去。農業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種植業不發達，有的連種子都沒有，又缺少食鹽，基本的生活都沒有辦法保證。而我們也沒有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86]

當時蘇區之外也有人觀察到：“彼方物質缺乏，蓋亦足為離散群眾之一原因也。”[87]

1933～1934年蘇區出現的群眾集中逃跑現象，和當時中央領導錯誤指導有密切關系。查田運動、肅反、發行公債、借谷及擴紅運動中的一系列問題釀成了蘇維埃政權與群眾間的緊張關系。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缺乏在政權、集體、個人間尋求利益平衡點的意識，一味強調無條件服從，誇大思想鬥爭的作用。時在湘贛蘇區的蕭克深有體會地談道，1934年7月，湘贛蘇區面臨國民黨軍壓迫，被迫向井岡山地區尋求退路，結果卻很不理想：

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曾在這裏實行過過左的社會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損害富裕中農利益，對反水群眾不注意爭取，對知識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的標準等等。這樣，就增加了我們工作中的困難……我們當時想恢復井岡山，可是我們上去後，連留在山上老百姓大部分都躲起來了。[88]

就在蕭克說到的同一個月，在赤水、大寨腦一帶作戰的中央蘇區紅軍發現，這裏不少群眾“加入刀匪，在板橋、在良田用石頭打紅軍殺哨兵，摸哨等……因此戰區糧食較為困難，而要由三十裏許的驛前及六十裏許的小松運來供給”。[89]由於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以致毛澤東在二蘇大報告中特別強調：“關於赤白對立問題，群眾逃跑問題，食鹽封鎖問題，被難群眾問題等，必須根據階級的與群眾路線，很好的給予解決。必須把造成赤白對立與群眾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0]魚水關系變成了貓鼠關系，多年後讀至此也不能不讓人痛心。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雖然當年年輕的中共領導人在艱困局面下，沒有表現出駕馭危局的足夠能力，導致社會政治危機叢生，但他們並沒有試圖掩蓋問題，也一直在尋求解決的辦法，正由於此，作為後人，我們還能從中共留下的文件中體會到當年危機的嚴重。這種負責任的坦率態度，值得後人予以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