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第3/4頁）

不過，共產國際、王明雖然注意到運動戰、遊擊戰的作戰原則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應，但遠在數千裏之外的他們其實並不一定對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應該看到，戰爭畢竟是敵對雙方戰略戰術的相互較量，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軍出動兵力較第四次“圍剿”幾乎翻了一番，直接參戰兵力達到50萬人左右，與此同時，紅軍總兵力增加不多，僅10萬余人，[28]在兵力上“我與敵常為一與四與五之比”[29]。人數、武器裝備和補給的絕對優勢，使國民黨軍事實上可以主控戰場。因此，當他們采取穩紮穩打方針，將“極力剝奪紅軍進行一般的運動戰，尤其是遭遇戰鬥、襲擊的機會”作為其戰略戰術“最基本的要點之一”[30]時，中共以往最為得意的運動戰、遊擊戰都面臨嚴峻考驗。以誘敵深入為例，由於國民黨軍力量上的絕對優勢和進兵時的極端謹慎，導致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對敵方單兵突進部隊實施打擊的機會大大減少，李德談道：“至於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說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我們埋伏在這裏，而敵人就可以絲毫不受幹擾地繼續推行它計劃中的堡壘政策。這豈不意味著，我們自己放棄了蘇區的重要地區，而不去利用時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31]而且，林彪還進一步指出：“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32]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作了系統批評的遵義會議有關文件雖然強調第五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機會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認五次戰爭中敵人戰略上的堡壘主義的特點，是錯誤的”。[33]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電報中就已經談道：“總的說來，我們不能采取誘敵深入到蘇區然後將其消滅的戰術，因為要做到這一點，蘇區還是太小了。”[34]所謂蘇區太小了，當然不是說他們會無視相比前幾次反“圍剿”，蘇區正在壯大的事實，而是基於其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判斷，即共產國際代表所說的：

我們的地區太小，不能遵循將敵人較大部隊拖入陷阱的戰術。我們應盡可能地進行大的戰鬥，或者在我們地區外圍，或者在敵占區。由於敵人切割了我們的地區，控制著交通線和重要城市，我們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將防禦工事和基地向縱深推進。況且，如果敵人暫時占領我們的地區，他們在離開時會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質方面，這會削弱我們作戰的能力，而在道義方面，我們離開團結一致的蘇區，使之完全失去防禦能力，就會損害農民對我們的信任。[35]

另外，由於國民黨軍推行堅固、密集的堡壘政策，紅軍運動戰的區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紅軍反“圍剿”初期在硝石、滸灣一帶主動出擊，試圖在運動中把握機會消滅對方，由於對方處處設防、時時築碉而難覓勝機。指揮作戰的彭德懷、滕代遠明確認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機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儲集力量與敵人大規模作戰。”[36]同樣，湘贛紅軍在初期作戰中遵照外線作戰的原則向萍鄉、寧岡等地的出擊，也因該地“碉堡縱橫，是湘軍重兵駐屯的縱深地區，戰場狹小，運動戰機會很少”[37]而遭失敗。紅十軍在贛東北準備通過運動戰集中力量打破國民黨軍進攻時，由於對方采取穩健推進戰法，紅軍很難覓到戰機，運動戰往往被迫打成“攻擊占領有利陣地做有工事的敵人”，[38]運動戰效能無法發揮。對於堡壘戰中的雙方對壘，彭德懷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等如貓兒守著玻璃裏的魚可望而不可得。”[39]可見，當時紅軍堅持其一貫的運動戰原則確實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難。遠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之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及其軍事顧問已經對困難予以充分注意，他們對困難的高度估計甚至導致其對國際方面的指示也並不認同，直指其會“助長錯誤的傾向”。[40]

應該說，共產國際代表的認識並非無所根據，面對國民黨軍的戰略改變，紅軍當然不應一成不變。如前所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就提出紅軍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而應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也就是說，在新的形勢下，紅軍不應再固守原來誘敵深入、內線作戰的一貫戰略，而應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主動出擊，打到敵人後方去，從根本上破壞對手的部署。這和其原先的誘敵深入戰術恰成對比，可謂兵無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更明確總結了紅軍在不同階段戰略戰術可能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