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輿論（第2/3頁）

同樣的動力也構造了無數其他發生於18世紀而今又被人忽略與遺忘的性醜聞。例如安·夏普又名貝爾的案件。在1760年10月，倫敦報紙都在報道近期一位年輕的淑女被誘騙到一家地點神秘的妓院，受到了性侵犯，並重傷致死。這些傳言的真實性模糊不清。即便當屍體被特意掘出並接受檢查時，驗屍的結論也顯示並非謀殺，但這個故事仍然拒絕結束，因為它看上去已然囊括了一切誘奸情節的構成要素：一個出自體面家庭的幸福女孩，首先被某個軍官糟蹋，然後徙至倫敦，逐漸淪落風塵，隨後又不幸地被一個沒有絲毫人性或良心的上層浪子糾纏、淩辱、拋棄與毀滅。其結果則是，關於安·夏普與威廉·薩頓——那個所謂的侵犯者——的生活、“奇遇”與性格之激烈而持續的爭論不斷見諸出版物：它們出自新聞記者筆下，見於社論、詩歌以及來自當局者與旁觀者之源源不斷的真實與虛構的記述。公共議論是如此的激烈，以至於驗屍官與總裁判官約翰·菲爾丁被迫在報紙上發布公告，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護。由此，人們對於此案的一般觀點日益取決於辯論方的立場與成就，而非證據本身。四個半月以後，當薩頓被帶到庭上並被宣告無罪之時，這一司法判決已經不那麽重要，因為許多評論者早有了蓋棺定論。“讓公眾來審判”，正如貝爾小姐的一位支持者所倡，這似乎已變得比司法審判更為正當。

47.基蒂·費舍爾之“快樂奇遇”的印刷品（1759年3月）。

開啟民智的印刷文化之最後一個特征，即是它提供了一種操縱民意的全新條件。這看上去似乎是一種諷刺性的發展。事實上，研究此一問題最有影響的當代理論家於爾根·哈貝馬斯教授告訴我們，情況正好相反。他認為，18世紀早期英國一種新型公共領域的出現，使得受教育階層首次能夠參與文學與政治話題的“公共論辯”之中，免於審查、商業壓力或黨派之爭。只有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這種獨立的批判精神才被大眾傳媒的商業化、廣告業的興起、公關及其他現代的操縱手段所破壞。

然而，即使在18世紀，精心安排與制造輿論的做法也並不罕見。那些出版物中的新聞報道與八卦信息，往往是由職業的雇傭文人生產出來並賣給媒體的。那些出自所謂普通讀者的文字與評論多數經過改寫，有時完全是捏造。有些編輯會收取費用，以決定發表或掩蓋某些新聞，其他人則完全受雇於某些政客，正如今日不少著名的寫手。

48.這份傳單是1759年3月湧現的以基蒂·費舍爾之“墮落”為賣點的諸多出版物之一。

49.這幅保羅·桑德比的紀實印刷品，展示了1760年一個售賣歌謠的家庭正在兜售關於基蒂·費舍爾的出版物（已佚）。為了引人注意，並為向她的名字致敬，這個男人把它們系在隨身攜帶的釣竿上，喊著：“誰來我的魚塘中釣魚？”

也是在這一時期，廣告與書評首次成為了重要與普遍的營銷手段。兩者都被秘密地用來推銷書籍、商品、表演、人物以及社會運動。廣告會偽裝成新聞或通信，以這種虛假的方式吸引讀者關注某些事件與出版物，而公告與書評則不過是華而不實的推銷，只是套上了一層公正的外衣。在1744年春季的一份倫敦報紙中，出現了大量有償的“新聞”，其登載的頻率與普通的廣告相類，其中包括“一家草地球場、一出戲劇、一個臨湖垂釣勝地，以及肯特郡托馬斯·萊德先生的授爵”，全都是虛假的薦辭。為了描述這種新的伎倆，“puff”一詞在18世紀下半葉獲得了一種新的意思：吹捧。1732年，《倫敦雜志》將此詞描述為“一種黑話，指的是文人與書商贊揚自己的書籍，以提高銷量”。切斯特菲爾德同樣認為這是一個“低賤的”詞，但他自己還是不斷使用。不久，它就成為了一個流行的虛構綽號。一封來自“約翰·普夫先生”的書信被置於亨利·菲爾丁之戲作《邪梅拉》的前言。在塞繆爾·富特的喜劇《品味》（Taste）中，一位“普夫先生”把一堆廢物說成是珍貴的藝術品，而在他的《贊助人》（The Patron）中，一個唯利是圖的書商也叫這個名字。同樣地，普夫先生也出現於蘇珊娜·桑利弗爾作於1749年的《選舉》（一名印刷工）以及R.B.謝裏丹作於1779年的戲劇《批評家》（“一位戲劇界的知名紳士”）之中。

事實上，用以傳播與放大輿論的工具，同樣被普遍用以欺騙與操控輿論。19和20世紀大眾傳媒的突飛猛進，極大強化了此類技術對於受眾之影響。無論如何，從一開始，操縱輿論就是印刷時代新聞與觀點之商品化與影響的一個自然而內在的副產品。即使在今天，18世紀的種種伎倆之無恥仍能使我們大吃一驚。通俗報紙有時會發現自己的競爭對手在昨晚采取了同樣的標題、時間以及刊數，以此欺騙公眾。匿名或化名的出版物與評論之習慣做法，允許作者在一本小冊子或一張報紙中偷偷插入對於自己的書的預告與推薦。文人們可以暗中宣傳自己的書，也可以請朋友為自己搖旗呐喊。喬納斯·漢韋撰寫了一篇關於其三卷本《誡女文》的熱情公告，並請求伊麗莎白·蒙塔古署上她的名字。約翰·克萊蘭偷偷地評論了自己的作品，其他作家亦復如此。瑪麗·拉德有一次匿名將自己一部作品描述為近代以來“最有勇氣，同時文字也最為優雅與適度的作品之一”。雖然“這可能被視為一種自我吹捧”，她論述道，“但這完全有別於其他的吹捧之舉——這是名副其實的”。博斯韋爾則不僅反復且大量地評論其公眾形象與文學作品（“一部真正的天才之作”、“絕世才子的產物”等等），他甚至在給自己一本小冊子作序的時候為本人獻上了題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