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與新生（第2/2頁）

最令人振奮的前景即是那些女子的結婚與生育。在18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最能鮮活體現慈善事業改造力的例子，即為不事生育的妓女轉變為“快樂的母親”，或者使孤女不走邪路，悉心教育，最終成為“賢妻良母”。“應該特別鼓勵那些打算結婚的人”，都柏林妓女收容所的支持者們如是說。喬納斯·漢韋終身未婚，但卻很有把握“這些懺悔者中不少人都可以覓得良偶”，因為在他看來，很顯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早期一部關於從良妓女轉變為合格新娘的記載也對此認同，“經過這樣的氣質變化”，其人可謂“煥然一新”，她們無疑會成為“最好的妻子”。一種用現金獎勵婚姻的機制由此建立，最初的結果令人鼓舞。抹大拉之家大約10%至15%的女性在出院之後步入了婚姻。不久之後，讓管理者“喜出望外”的是，她們的孩子又呱呱墜地。

不過，僅僅過了數十年，政治算術的旗幟就開始轉向。1798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確立了新的權威說法：人口過剩，而非人口不足，才是國家繁榮的真正威脅。在此之前，這一觀念就得到了一種思想的鋪墊，即勞動階級的數量不如他們的經濟紀律重要。按照著名經濟評論家阿瑟·揚1774年的說法，人口“應任其自行發展”。兩年之後，同樣的觀念亦見於亞當·斯密的傳世巨著《國富論》。1789年，慈善社的幹事也承認，“這種假設並不總是能被經驗證實”，即每一個生命都值得拯救或支持。雖然人口學原理是18世紀中期慈善事業的核心基石，然而到了19世紀早期，其實際的應用似乎變得遠沒有那麽明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