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與慈善（第3/4頁）

13.倫敦抹大拉之家，英語世界中最早建立的懺悔妓女收容所。

因此，拯救貧困女子於性苦難的慈善之舉只是作為一個部分，從屬於提升勞動階級的健康與人口之更為廣泛的運動，由此也增進了國家的實力與繁榮。盡管如此，極具針對性的慈善事業的日益突顯，同樣展現出人們對於女性之純潔與罪過的全新感情。過去的觀點認為，給養私生子與性罪犯會鼓勵偷情。笛福在1728年對於育嬰堂大唱反調，這會“為淫蕩提供溫床，還會鼓勵偷情……如果人們可以如此輕松地擺脫其私生子，他們犯罪時又有什麽好擔心的？我們很快就會因為棄嬰而不堪重負，如果為賣淫提供這樣的方便之門”。然而到了18世紀中期，相反的觀念第一次居於主流。的確，有一些情況比別的更容易訴諸人的同情心。例如，論證性病患者是應受到關懷的受害者而非惡人與罪犯的言論，就見於性病醫院早期宣傳者的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辯護話語中。不，她們身不由己，染病的妓女（而其他人“心甘情願染上此疾”）不是“下流的玩意”；不，她們不應“自生自滅”；不，她們繼續交易，傳播疾病，並非出自意願，僅僅是“迫不得已”。性病醫院在爭取輿論支持方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其實際的益處似乎相當有限。對純粹厭惡的問題亦沒有幫助。牧師在任何慈善機構都不會像在這兒一樣，毫不急於拯救靈魂，而是跟他的病人坦承，他沒辦法在病房裏待太久，或“私下進行交談”，因為她們的病狀實在令人反感。

14.蘭貝斯收容所，人們把可能面臨誘奸風險的貧窮女孩送至此處，培養為用人與學徒。

更具吸引力的是這一前景，即通過救助悔過的妓女“讓壞女人變成好女人”。在18世紀50年代，倡導這一觀念乃成為了上流社會的風習。報紙與小冊子競相討論著它的原則與實踐。國會議員們對其贊不絕口，坎特伯雷大主教對其饒有興趣。霍勒斯·沃波爾打趣說，把草莓山改造成“一所收容悔過女孩的醫院”。時事詩人約翰·洛克曼“在讀到了拯救被拋棄與賣淫的女孩之提議後”，草就了《墮落女子瑪格麗塔在德魯裏巷閣樓的獨白》，後來在沃克斯霍爾配樂演出。不那麽時髦的公眾則可以購買一便士的小冊子，裏面闡述了懺悔院之功用。薩默塞特公爵遺孀在1729年就是一所育嬰堂最早的“請願女士”，她同時也是發動募捐的先行者。許多彼此競爭的計劃被設計出爐。《倫敦紀事報》將支付任何一種提議的出版費用，為了幫助尋找最具可行性的計劃。一個由傑出人士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也著意於此，其成員包括了怕老婆的演員大衛·加裏克，他的婚姻幸福得很，以至於他從來不曾離開他老婆一天，還包括聲名狼藉的浪蕩子約翰·威爾克斯，此人乃縱情聲色之輩。這一時期沒有其他的實踐方案，可以如此成功地吸引大量情懷各異的男人與女人。

其普遍的吸引力也顯著體現在當時重要作家的看法之中。在18世紀50年代塞繆爾·約翰遜結識了大量妓女，盡管他強調，主要是“為了聆聽她們的故事”。“他的年輕朋友們有時假裝指責他不太正經”，一位早期傳記作者記錄道，“但他回答道，‘不，先生，我們從未有魚水之歡’。”約翰遜博士自己一度解救了“一位墮落的女子”。他把她背回家，照顧她治好性病，並給她找了個體面工作：正好在慈善機構，是一所公立醫院，這自不在話下。

塞繆爾·理查森則相反，他吹噓自己這輩子從沒逛過妓院，甚至從未“與一個淫婦相處”，但他同樣持有上述那種慈善觀。早在18世紀40年代，他就倡導建立“從良妓女的學校”，並與其紅顏知己布拉德肖女士討論如何最好地幫助那些墮落的女人。1751年當他修訂《克拉麗莎》之時，特意強調了女主角對自己被迫失貞的懺悔。書中一個人物哈洛小姐說道：“既然她能最終懺悔，那麽她最初失足也不算什麽大事。”三年之後，其筆下的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的敏感心靈之體現，正在於他聽聞其父親的舊情人——“可憐的從良妓女”奧爾德姆夫人——之“憂郁故事”後，投之以憐憫的態度，那個婦人“像個懺悔者那樣……流涕”，感激著他的善良。在小說後面，理查森讓查爾斯爵士發表了一場動人講演，以支持“一座收容女性懺悔者的院所”，在其中，誤入歧途的女性可以“重拾道德”。而在抹大拉之家建立之初，理查森就成為了一位慷慨的捐助者，並為其積極奔走。

更重要的是兩類人群的參與。第一類是城市的治安法官。“他們不會樂見這種美好的變化，”盲法官約翰·菲爾丁慨嘆道，“悲慘的妓女轉變為正派、端莊、幸福的女人，並成為自食其力的家庭用人。”他的同事桑德斯·韋爾奇在1753年寫道，他有好幾年時間都在痛苦地期盼著，“在這個醫院林立以治療幾乎一切人類病痛的時代”，應該有一家“面向不幸的底層民眾，把他們從疾病與厄運中拯救出來，不使其成為公眾的麻煩，而變成對公眾有用的社會成員”。18世紀50年代晚期，他們兩人都向公眾詳盡地提出了相關方案，並積極地著手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