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制與人口（第4/6頁）

此種倡導人口增長的基本觀念，也得到了很多激進的支持性解放之人士的認可。因為生育為上帝所喜愛，而且緊密關系到政治體的福祉，所以他們認為，每一次性行為都可以強化國家。這種看法完美地配合了一種假設，即性是健康與自然的，它幾乎成為了每一次支持性自由之討論的組成要素。倘若偷情可以光明正大，1753年一位牧師鼓吹——如果我們可以將其論述滑稽地概括——這個國家的財富與人口就會急劇增加，“我們很快就會變成整個歐洲的霸主，全球的頭號強權”：

所有黨派都會對此行為懷有善意，那些從事於此的人們都會感到無比愉悅，社會亦由此大獲其利；因此它必定諧於《聖經》的基調與主旨，合於我們所謂的理性，並足以張揚我們本性之高貴。

一夫多妻制在這場辯論中贏得了雙方的嚴肅支持者。許多評論者認為它可以增加人口，比賣淫更為可取。正如一位作家在1695年所述，賣淫“於國家危害甚大，妨礙了人口快速增長”——“兩妻制、多妻制，總之任何妻制都比那強”。允許男人多娶妻，還可以防止每年數千例針對私生子的殺嬰之舉，這種行為不僅恐怖，而且削減人口。不止於此，一夫多妻制也顯然比生硬做作的一夫一妻制更為自然，後者僅僅是近代以來天主教強加給地球上一個小角落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地方以及歐洲的往昔，一夫多妻制才是常態，並且帶來了豐饒與繁榮。正如頗具影響的政治家與哲學家亨利·聖約翰，即博林布魯克子爵一世所倡言，“這種行為由來自古，經久不衰……得到了上帝的認可……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徑以保證孩子的出生與受教”，以及增加人口。簡而言之，“對其禁止實屬荒謬”。

在男性的性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的希望，也是支持這一觀點的理由。正是這一點吸引了博斯韋爾、托馬斯·傑弗遜與無數幻想家長統治的普通男人。他們並非自視為浪蕩子：他們關心道德並且痛恨誘奸。博斯韋爾跟無數已婚與未婚的女人睡過，她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然而博斯韋爾有一條堅定原則，“絕不勾引無知的女孩”。而且，《舊約》中的長老以及東方的君主似乎提供了一種具有責任與倫理的典範：男性的自由與權力如何支配女人又不毀滅她們。一位道德哲學家在1759年問道，如果男人必須迎娶而非拋棄所有被他引誘的女人，“豈非更好，豈不是更誠實、更負責任，並且防止進一步惡化的趨勢”？難道那不會極大地增益“我們的健康、信用、力量、策略以及人口”？如果允許一夫多妻制，馬丹聲稱：“數以萬計的女性（特別是那些低微者）將免於毀滅。”

因此，一夫多妻制往往被視為一種工具，用來拓展婚姻，並且支撐起性戒律，以抵擋上流男性貪婪好色的風氣。伊曼紐爾·斯威登堡的追隨者們在1789年問道，什麽才是“最常見與最強大的道德罪惡”，什麽才是本世紀最大的社會問題？答案當然不是“一個未婚男子與一個單身女子的戀慕，也不是非法同居，只要施行一定的管理，這種行為在自由國度根本不應被禁止”，答案毋寧說是：

（1）通奸；（2）亂交的欲望；（3）蹂躪處女的欲望；（4）強奸的欲望。（5）勾引無知女性的欲望。如果這五種色欲不從社會中根除，尤其不從那些公務人士身上根除——無論是教會還是政府中——那麽通過他們的上流圈子就會傳染到其他人，並進而感染社會……它就將成為各種罪惡的巢穴，以及各種悲劇的溫床。

正是這種態度鼓舞馬丹的一個女性讀者“將女性的毀滅作為關注焦點”，組織了一場公開辯論，主題為“在這個國家允許多妻制的後果”，其是否可以“防止誘奸與賣淫”。博斯韋爾的朋友佩吉·斯圖亞特同樣也

對此明了，因為她說有很多男人根本負擔不起結婚，這就造成很多女性嫁不出去，假設世界上的男人女人一樣多，一個男人可以撫養很多妻子或女人，這也不會剝奪其他某些男人的份額，因為你無法從一個一無所有的男人那兒剝奪什麽東西。

這正是為何有限的一夫多妻制之觀念能吸引理查森、馬丹及其他嚴肅的基督教道德家，他們的主要關切並非推動性自由，而是約束男性的放蕩，促進婚姻、父權制及家庭生活，並保護“處於弱勢的女性，使其免於惡行、背叛與男性的殘暴”。“一夫多妻制能造成什麽傷害，那局限於相當少的一群人，”另一位支持者在1786年質問道，比較而言，那些無窮無盡的混亂，源自我們每一個平凡的男性，我們引誘一個處女，許諾娶她為妻，一如上帝的命令。這不正導致了每一座都市、城鎮、鄉村裏妓女泛濫嗎？這不正導致了無處不在的殺嬰惡行嗎？這不正導致了獨身如此盛行，因為男人可以滿足自己的情欲又無需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嗎？這不正導致了那最可恥的疾病如此流行嗎？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凡俗、不信教、放縱、自私、愛國及各類美德之敵人，一言蔽之，幾乎造成了所有的社會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