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觀點（第3/4頁）

因為你們用盡手段讓女人變成了娼婦，

所以如果你們敢，你們會說所有女人都是這樣。

從長遠來看，影響更深遠的是女性對於小說這種新文體之創造所作出的貢獻，這種文體在18世紀中期爆發，成為了最有影響的虛構文學，並且成為了道德與社會教育的核心渠道（正如這一文學形式的卓越代表在1747年所述，這種“故事或娛樂不應當被完全視為一種敦風化俗的工具”）。雖然小說從來都不是一種穩定或單一的範疇，而是一種不斷演化的混合形式，不過這種嶄新敘事方式之影響卻是確定無疑的。小說作者們越來越強調現實主義——刻畫真正的男女生活，而非虛構的個性。這一文體對於角色之心靈與感受的探索比戲劇要深入得多，此外，戲劇對於情節、時間及語言亦有更嚴格的限制。如今新的文體可以毫無限制地剖析感情狀態之變化、內在的想法以及主觀感受，而每一個讀者都能對此獨立思考。由於這些原因，求愛與誘奸就成了小說的基本主題。自此，女性就以小說家、小說讀者以及小說女主角的身份突顯出來。至19世紀初，簡·奧斯汀可以自信地斷言，盡管被人貶低為瑣碎，但實際上，女性小說家對於女性生活之探究，“較之當今其他的文學人群，提供了更廣泛與更真摯的快樂”，在她們的文學作品中“展示了心靈最偉大的力量，以最精煉的語言向世界傳遞了最廣闊的人性知識、最快樂的多樣性描述，以及智慧與幽默之最活潑的迸發”。

奧斯汀的早期先驅，如莎拉·貝恩、德拉莉韋爾·曼利與伊萊莎·海伍德，她們筆下的女主角對於性欲皆毫無意識。與此同時，與早期女性劇作家一樣，她們也強調了還有男性的誘奸、背叛與不忠，此外，她們也深入展現了女性之為受害者的觀念。在曼利《新亞特蘭蒂斯》（New Atalantis）的第一部分中，我們看到一個淫蕩的女人被兩個詭詐的男人欺騙並懲罰。第二部分則更為殘酷，一個有權有勢的貴族設計引誘並強奸了被他監護的無辜少女，然後又拋棄了她：

她的余生是一種充滿了恐怖、悲慘與痛悔的景象。她的死亡乃是一個標石，警告著所有輕信的少女不要再因為男人的誓言與虛情假意而重蹈覆轍。

女性的思想家與哲學家，同樣開始深入闡述男人對於性懷有的冷漠與不公正的態度。正如瑪麗·阿斯特爾在1700年沉痛不已地說道：“對他們而言，女人若因他們的玩弄而毀掉，完全是無關痛癢之事，蓋因女人天生即是他們的奴隸……男人用來俘獲女人的伎倆更仆難數。”女人“怎麽小心提防也不過分”。相似的觀點也見於瑪格麗特·卡文迪什、達瑪麗思·馬沙姆以及其他女權主義者。當然，這種論點並非始自今日。早在1640年，我們就能有所窺察，例如大眾詩人約翰·泰勒就曾經想象過女性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妓女並非天生，而是由男性的背叛所致：“那些傷害她們的人，豈非顯得道貌岸然？那些腐蝕她們的人，豈非顯得趾高氣揚？……這個世界之所以把一些女人烙上娼妓的標記，正因為存在著致其淪落的嫖客。”男人才“沉溺於荒淫無度”，而女人則天性貞潔。類似的觀點也出現於中世紀某些批評厭女觀的人物。不過，只有從17世紀晚期開始，這些觀點才開始被公開、詳盡且廣泛地表達出來，它們在更廣闊的層面顯著地改變了當時的文化。

甚至普通階層的女性，如今也可以了解與傳布這種觀點，她們中不少人是迅速發展的報紙雜志的讀者。從17世紀90年代起，報紙普遍鼓勵其讀者寄來疑問、評論、隨筆及詩歌以備發表。不少雜志專門針對女性而發聲，更多的則面向一般男女讀者群。由此，女性的意見、愛情與求偶成為了頗受歡迎的新聞主題。在此前，女性發表文字的嘗試往往飽受傳統之爭議。如今，作為印刷媒體、讀寫能力與通信交流之民主化大潮的一部分，女性的聲音與關切變成了公共討論的一個恒久而日常的組成部分，不停且自信地向日益增長的讀者群體發聲。

所有這些社會與思想的發展（我們在第六章將就此進一步探討）都可以通過1726年5月20日的一封特別的書信體現出來，它的作者是一位來自倫敦的心碎的年輕女子。在她的丈夫出海期間，她被一個熟人誘奸（也許是強奸），在欺騙之下與他保持著不正當的關系，懷上了他的孩子，最終被他拋棄。悲痛欲絕的她挺著大肚子，穿越一百多英裏來到肯特郡，找到了那個男人，並且托人捎信給正在迪爾沿海行船的他。而當他對此毫不理睬，並鄙視她不過是“妓女”時，這個女人選擇了投水自盡。在自殺前幾日，她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死後在其住所被發現，隨後刊登於《倫敦日報》的頭版，數以千計的男男女女們讀到了這封信。以下就是她的這封臨終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