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惡行與公共利益（第2/3頁）

與傳統道德觀念判然有別，曼德維爾的思想機智而流暢，這一特點及其驚人的流行程度，都使得他對於賣淫的支持成為了18世紀所有討論此話題的出發點。早在1760年，《為公共焦慮的審慎辯護》一書就至少已有六種版本，至於《蜜蜂的寓言》一書，則有十二種版本，此外還有些部分抄襲之作，以及無數批評及闡釋之作。其基本哲學觀念之傳播如此廣泛，以至於很難找出一個對其不予理會的18世紀知識分子。其性觀念的普遍反響在當時各類文體的隨意引述之中顯而易見：諷刺文學、傳單、布道、講演以及大眾印刷品。

曼德維爾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得自其前輩思想家，至少是皮埃爾·貝爾。曼德維爾可能在年輕時見過此人，並且他廣泛援引此人。他的著作同樣模仿了長期在滑稽與通俗文學中流行的對於道德監管之批評。此外，根據上文之所述，曼德維爾認為，美德與道德乃人為構建這一基本觀點，已經普遍見於1700年以前激進的神學與哲學思想中，盡管他將其推向了極致。說到底，倘若曼德維爾的觀念更具有原創性的話，其恐怕也不會受到這樣迅速的追捧。他的貢獻主要在於能夠借助一系列不怎麽精巧與體面的觀念，將其轉化為一種強有力的性自由宣言——通過系統陳述這些觀念，闡述其思想意涵，以及在一種更為廣闊的哲學結構中將其合為一體。這不僅挑戰了正統性道德，而且也沖擊了對於個人行為與公共福祉之關系的固有思維。傳統的認識完全不正確，曼德維爾不無快意地指出，雖然聽起來自相矛盾，但私人惡行的確可以促進公共利益。在這裏他並不是指所有惡行都是有益的，只有某些過去視為邪惡的行為實際上對於社會有益。例如在經濟方面，

逞欲之徒無節制地追求奢侈，水性楊花的妓女每周創造著新的時尚……慷慨的浪蕩子與闊氣的繼承人毫無顧忌地大把撒錢……那些給同胞帶來了最大麻煩以及創造了最苦工廠的人，不論對錯，都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朋友。

貿易與工業如此，性事亦不例外，禁欲、節制以及其他傳統美德皆有悖於生產。事實上，人類乃為自私的熱情所驅策，正是對其的合理利用而非壓抑限制，創造出最為稱心的社會效果。就這樣，他一下子質疑了大多數支持性監管的剩余理由。

毫不奇怪，他的主張惹來了激烈的詆毀與指責。一位主教憤怒地說，這一觀念荒謬透頂，有悖於“所有時代與所有民族的經驗……它們因為宗教與道德而興盛，同時又皆因為奢靡與放縱而腐化衰落，最終沉淪滅亡”。在查閱了古代與中世紀制裁猶太人、希臘人、羅馬人、西哥特人、倫巴第人及其他主要文明之罪惡的法律後，傳教士與道德改革家約翰·迪斯尼認定，所有傳統的智慧皆與那種“新原則”相悖。盡管如此，到了18世紀中期，這一原則已經人盡皆知。在塞繆爾·理查森的小說《克拉麗莎》中，洛夫萊斯對貝爾福德低聲笑著說，“浪蕩子層出不窮”，這難道不正說明引誘女人是“一種必要的惡”嗎？他自己的行為“完全依照我可敬的朋友曼德維爾的那條準則，私人惡行導致公共利益”。這條準則在18世紀50年代如此聲名卓著，以至於一本從良妓女救濟院的手冊覺得有必要在開篇就強調與此相反的主旨，即私人惡行會損害公共利益。

因此，這一新的思維方式之影響在於，其永久地改變了討論的規範。即便是那些爭議最少的性戒律，例如公開嫖娼損害公共利益，如今也遭到嚴肅的質疑，其支持者也不得不進行辯護。雖然人們往往拒絕社會秩序與繁榮有賴於惡行與不貞這一觀念，但他們還是不停地對此進行討論。久而久之，這一觀念的許多原則也被主流意見所吸納與接受，以偶然或隨意的方式被反復重申，一個典型的例子出現在托馬斯·德·維爾的訃告中，他是米德爾塞克斯郡的總裁判官，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好色之徒。“總而言之，”《紳士雜志》在列舉了他的性醜聞之後評論道，“他似乎稱得上是一類典型人物，這種人邪惡至極，卻因其公共貢獻而彌補了私人美德的欠缺。”

經濟史家已指出，曼德維爾有關利己有益的思想影響了其後的思想家，例如亞當·斯密，並開創出一種新的社會進步理論，其著眼點在於消費的意識，而非儉省與節制。他的道德觀之影響亦復如此。到了1800年，人們已普遍認為，任何禁止婚外性行為的舉措所造成的問題都要多於所解決的。一些評論者指責那種限制自由男女“根據其喜好來處理自己身體的自然權利”之觀念，根本上就是不正當的。1785年一位律師警告說，早先的歷史證據非常清楚地表明，“公共危害、個人沖突、邪惡與殘暴的罪行乃源自一種錯誤的宗教觀念，這種觀念總是灌輸人們要與自然本能永遠勢不兩立”。如今更多人開始相信，一種寬松的性道德完全不會導致國家的毀滅，恰恰相反，它實際上是社會與商業進步的一種附帶結果。同樣的思維方式從17世紀早期開始就出現在有關奢侈與消費的道德討論中。不過，將其運用到性倫理則是一種新的發展，這完全掉轉了傳統新教的觀念。傳統觀點認為，懲罰惡行與強化性戒律肯定有助於社會穩定，如今的新觀念則完全與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