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詞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讓我們想一下那些在本書所闡述的60年時間裏發明出來，或者是在這個時期獲得其現代意義的詞。比如“工業”、“企業家”、“工廠”、“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比如“貴族階級”、“鐵路”；作為政治術語的“自由”和“保守”；以及“民族”、“科學家”和“工程師”、“無產者”和（經濟）“危機”，又如“功利主義”和“統計學”、“社會學”和其他許多現代科學名稱、“新聞出版”和“意識形態”等等。這些都是在這個時期新造的詞，或為適應這個時期的需要而產生的詞。[1] “罷工”和“貧困”也是如此。

如果沒有這些詞（即沒有它們賦予其名稱的那些事物和觀念），如何去估量發生在1789—1848年之間這種革命的深遠意義？如何去構想人類歷史上自從發明了農業和冶金術，發明了文字和城邦以來，那遙遠的時代的最偉大變革？沒有它們，現代世界將會是什麽模樣？這場雙元革命改變了世界，並且還在繼續使整個世界發生變革。但是，在思索這種革命時，我們必須注意區分它的長遠後果和它早期的關鍵性發展，前者不受任何社會結構、政治組織或國際力量和資源配置的限制，而後者則與某種特定的社會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發生在1789—1848年間的這種偉大革命，不僅僅是“工業”本身的巨大勝利，而且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大勝利；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勝利，而且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大勝利；不僅僅是“現代經濟”或“現代國家”的勝利，而且是世界上某個特定地域（歐洲部分地區和北美少數地方）內的經濟和國家的巨大勝利——其中心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毗鄰而又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1789—1848年的轉變，基本上就是發生在上述這兩個國家裏的孿生大變革。從那之後，這一變革波及了整個世界。

雖然這場雙元革命——更精確地說是法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載體和象征是法、英兩國，但是，我們不應把這場革命看成是屬於這兩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而應看作是一座覆蓋了更廣泛地區的火山的孿生噴發口，這樣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位於法國和英國的火山口同時爆發，並且各具特色，這既非偶然，也非毫無意義的事件。從公元3 000年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或是從中國或非洲觀察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恰當地說：人們根本不可能指望這些發生在西北歐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當時會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們也可同樣正確地指出：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革命，除了資產階級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外，我們無法想象還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顯然，如果不去進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歷史，尤其是此一變革發生前夕，明顯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區，反映在這場雙元革命所要掃蕩的舊制度危機的那幾十年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場意義深遠的變革。我們應否把1776年的美國獨立革命看成是一次與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爆發，或僅僅看作是它們最為重要、最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動者；我們應否對1760—1789年之間的制度危機、經濟變革和轟轟烈烈的事件賦予重要意義，還是它們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說明這場大爆發的直接原因和時機，而無法解釋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應當追溯到多遠的過去——是該追溯到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歐洲人開始的世界性軍事征服以及16世紀早期的殖民剝削，乃至更早的過去？這些對我們都無關緊要，因為這樣的深刻分析已遠超出本書所限定的時間界線。

我們在此需要評述的僅僅是，這種變革所需要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政治和理論工具，無論如何已經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做好了準備，並足以讓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們的問題不是要去追尋世界市場的出現，追尋一個充滿活力的私人企業家階級的出現，甚至也不是要追尋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礎在於致力實現私人利潤的最大化”這樣一個主張的政府在英國的出現。我們也不是要追尋科技知識的進步，或者說，追尋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理性主義進步信念的發展。我們認為，在18世紀80年代，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當然的，盡管我們還不能認定，它們的力量在當時已足夠強大或廣為傳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圖因為雙元革命外在裝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認的事實——諸如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聖鞠斯特（Saint-Just）的穿著打扮、言談舉止不會與舊制度的傳統習俗有什麽兩樣；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9世紀3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的邊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國葉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樣主張的那一個人；中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最極端的論述都來自18世紀英國上院議員等等——就低估了雙元革命的新穎之處，對於這樣的企圖我們必須加以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