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古史 第十一章 兩漢的社會

漢承秦之後，秦代則是緊接著戰國的。戰國時代，封建的勢力，破壞未盡；而商業資本，又已擡頭，在前編第十四章中，業已說過了。在漢時，還是繼續著這個趨勢。

《史記·平準書》上，說漢武帝時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lǐn yǔ）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絀恥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樂其生了。然而又說：“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果真家給人足，誰能兼並人？又誰願受人的兼並？可見當時的富庶，只是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

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懸而待決，卒至釀成新莽時的變亂，已見前第四章。莽末亂後，地權或可暫時平均。因為有許多大地主，業已喪失其土地了。注287然而經濟的組織不改，總是不轉瞬便要回復故態的。所以仲長統的《昌言》上又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可見土地和資本，都為少數人所占有了。我們觀此，才知道後漢末年的大亂，政治而外，別有其深刻的原因。

漢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數極多，奴婢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沒入的。私奴婢則因貧而賣買。當時兩者之數皆甚多。卓王孫、程鄭，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童手指千”，則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為利。如晁錯勸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終身復；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國算緡之獄，得民奴婢，以千萬數。前後漢之間，天下大亂，人民窮困，奴婢之數，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極嚴的命令去免除他。注288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去，究能收效幾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階級的思想，很為濃厚。大概漢代家庭中，父權很重。在倫理上，則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觀念。漢儒說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在諸經之傳中，對於《孝經》和《論語》，注289特別看重，就是這個道理。在政治上，則對於地方官吏，還沿襲封建時代對於諸侯的觀念。服官州郡的，稱其官署為本朝。長官死，僚屬都為之持服。曹操、張超的爭執，在我們看來，不過是軍閥的相爭；而臧洪因袁紹不肯救張超，至於舉兵相抗，終以身殉，當時的人，都同聲稱為義士。然而漢朝人也有漢朝人的好處。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時代之士，一種慷慨之風。和後世的人，惟利是視，全都化成漢人所謂商賈者不同。漢代之士，讓爵讓產的極多，這便是封建時代，輕財仗義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輕利，好為奇節高行。後漢時代的黨錮，便是因此釀成的。至於武士，尤有慷慨殉國之風。司馬相如說：當時北邊的武士，“聞烽舉燧燔”，都“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這或許是激勵巴蜀人，過當的話，然而當時的武士，奮不顧身的氣概，確是有的。我們只要看前漢的李廣，恂（xún）恂得士；終身無他嗜好，只以較射赴敵為樂；到垂老，還慷慨，願身當單於。其孫李陵，更能“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司馬遷說他有“國士之風”，真個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絕漠，亦是從古所無之事。這都由於這些“荊楚勇士，奇材劍客”，素質佳良而然。可見當時不論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風氣，所以後漢時，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絕域。一個英雄的顯名，總借無數無名英雄的襯托。我們觀於漢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風氣還在，所以遊俠也特盛。遊俠，大約是封建時代的“士”。封建制度破壞後，士之性質近乎文的則為儒，近乎武的則為俠。孔子設教，大約是就儒之社會，加以感化；墨子設教，則就俠的徒黨，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並稱，亦以儒俠對舉。注290墨者的教義，是舍身救世，以自苦為極的。這種教義，固然很好，然而決非大多數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遠，而其風即衰息。《遊俠列傳》所謂俠者，則“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jīn）其能，羞伐其德”，仍回復其武士的氣概。然而生活總是最緊要的問題。此等武士，在生產上，總是落伍的，既已連群結黨，成為一種勢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謀生活。於是就有司馬遷所謂“盜跖之居民間者”。仁俠之風漸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懲艾；人民對他，亦不免有惡感。而後起的俠者，就不免漸漸的軟化了。注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