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時期的德國 （1815—1848年）

1815年至1848年3月，席卷全德的革命爆發，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復辟”（restoration）或“三月革命前”（pre-March，Vormärz）時期。這兩個標簽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有誤導性的。這並不代表著1815年後、拿破侖時代前，德國的政治或社會經濟模式卷土重來，也不意味著1848年前的時期是後來革命的序曲。不過，即便如此，不論從文化、政治，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1815—1848年還是一個過渡時期。

政治上，德意志聯盟並不能被簡單地看作向最終的民族統一邁出的一步。實際上，各領地已增強了各自的地方權力。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領主擁有領地上的至高權力，並通過拿破侖時期某些邦國的行政、官僚和政府體系的改革，進一步獲取了實權。地方主義，尤其在較大的南部邦國，給民族統一的進程造成阻礙。不過，普魯士國力的增強卻對民族統一的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獲得了萊茵蘭和威斯特伐利亞的領地之後，普魯士不僅擴充了國土面積、增加了人口數量，還顯著提升了經濟的實力和潛力。普魯士不僅在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上與奧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經濟發展上做好了超越奧地利的準備。而這正是工業化時代國家發展的主要因素。不過，普魯士和奧地利在憲法上都較為保守。普魯士沒有聯合議會，而改革雖然在一些省內持續進行（西部省份雖然沒有進行改革，但仍然是較為進步的），但在中央卻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終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紛紛卸任。奧地利則缺乏必要的集權化來應對領地和其他方面的變化，再加上約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侖時代後保守主義和不作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況則各不相同。一些邦國在這一時期通過了新憲法，例如巴伐利亞和巴登（1818年）、符騰堡（1819年）以及黑森—達姆施塔特（1820年）。符騰堡的莊園主和邦君一致認可憲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國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讓步。不過，盡管選舉權以財產為判定基準，限制很大，並且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也不太民主——認為官僚為公民服務的統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統治好，但一個能夠互相討論的議院，比如巴登議會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個政治演講的實戰平台。

許多拿破侖時期的社會經濟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後都沒有更改，每個領地的改革都不一樣。農奴制原本在易北河東部盛行，拿破侖時期廢除後沒有恢復。勞役的折合償付也沒有更改，雖然（像在普魯士那樣）這常常讓農民的境況變得更加艱難，而貴族仍舊保持著他們的地位和許多特權。德意志社會的確正在轉型成為階級社會，勞動力的流動性也在不斷增加。然而，它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還沒能占到主導地位。此外，雖然一些地區的改革在持續進行，也有所擴展，但很快一場政變便悄然來臨。

1815年後成立了一些學生團體，它們被稱為大學生協會（Burschenschaften，第一個在耶拿成立）。1819年，協會成員、一位叫卡爾·桑德（Karl Sand）的神學學生謀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劇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這次謀殺作為借口，於當年頒布了打擊自由主義者的《卡爾斯巴德決議》（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許多審查措施，並加大了對中學和大學的監管力度。1820年的《維也納最後議定書》（Vienna Final Act）將這些措施寫入了聯盟的憲法。梅特涅的保守主義導致了可能具有煽動性的教師遭到解雇，大學生協會解散，一些報紙被查禁，少於20印張（Bogen，大約320頁紙）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經過審查才能出版。為了達到至少321頁以避開審查，許多小冊子寫得十分啰唆，或者字體大，頁面小，充分體現了何為版式決定文學體裁。盡管19世紀20年代的經濟蕭條引發了1816—1817年“饑餓之年”（hunger years）的農業危機，但在維也納會議之後大約十年的專制環境中，大多數人仍舊對政治毫不關心。

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盡管一些政治趨勢才剛剛萌芽，但它們仍在發展，並逐漸形成了19世紀中後期的黨派政治格局。自由主義的發展相當重要，它比起18世紀的討論小組的觀點更加具有政治形式和色彩。德國北部的自由主義者更為保守，他們的戒心較重，希望恢復舊時莊園的各項權利；而南部較為激進，專注理論的自由主義者則試圖創立新的憲法，或通過有效的法規來保護個人自由並限制領主的權力。這兩種自由主義之間是有區別的。有人將德國的自由主義者都看作是進步的、急功近利的中產階級企業家，並試圖開創新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看法是錯誤的。19世紀早期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有職業的中產階級，而非有財產的中產階級，雖然這兩者並不矛盾。而這樣的中產階級，並非充滿活力、要求社會徹底改變的商人。這種自由主義，也不同於民族主義。若是以為德國政治的民族主義是在19世紀產生的，那就陷入了目的論和事後諸葛亮式的錯誤。不過，政治思想和訴求常常混在一起，形成各種各樣的主張。自由主義思想認為，帝國內的貿易壁壘應當廢除，而浪漫主義則懷有守舊的民族主義，對理想化的中世紀德意志帝國無限崇拜，更有甚者沉浸在所謂的德意志狂熱（Deutschtümelei）中，對一切德意志的事物大加贊賞。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在類似1832年5月舉行的哈姆巴赫節（Hambach Festival）這樣的歡樂氣氛中，還能看到更為廣泛的大眾激進主義，約2.5萬至3萬人聚集在一起，載歌載舞，進行政治演講。但建立人民主權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呼聲並未得到回應，沒有協議規定應當采取任何政治行動來達成這一目標，高呼新聞自由的類似組織也只是存活了短暫的時間。這一時期的天主教也開始通過政府行動來宣傳教義。同時，也是接下來我們將要看到的，一些更為激進的運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