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一九一五年三月，喀爾巴阡山上的雪變軟時，康拉德命奧匈帝國諸將向士兵重新說明戰爭的目標。“對這場沖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離譜”，這一事態必須予以“厘清並統一”。康拉德的新說法如下：奧匈帝國與德國屬於“平和的中歐”，但它們的敵人經過數年用心準備，“從最深沉的寧靜中”猛撲向這些無助的受害者。巴黎、倫敦、彼得格勒諸“匪”發動了荼毒人民的“冒險戰爭”；法國人是為了找到新的投資處所；英國人是為了統治世界；俄國人則要以十足虛偽的泛斯拉夫主義為幌子，用“火、劍、西伯利亞”“奴役”更多人，擺出“俄國好似自由國度的樣子”。

奧匈帝國軍官必須告訴其士兵，他們在打一場新三十年戰爭，必須保衛中歐，使其不受協約國的蹂躪。不然，後果之可怕只會更甚於十七世紀。十七世紀時，叛變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結果“在那場沖突後，波希米亞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總而言之，奧地利士兵獲告知，他們打仗是因為英、法、俄三國陰謀使德國、奧匈帝國淪為“奴隸民族”。三國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國。俄國是個“豐饒、落後的地方，由軍人和官僚統治，貪汙橫行，廣大人民貧窮且無知”。

一名奧匈帝國軍官和前來保護他的德國人

一九一五年，德國人已接管奧匈帝國的作戰事務。照片中第七軍軍長約瑟夫大公與德國將領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兩人的參謀，攝於喀爾巴阡山脈。

照片來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釋道，俄國人引發這場戰爭，以使他們的革命知識分子（列寧、托洛茨基之類的“危險分子”），把目光從俄國內部問題移開，讓他們心中燃起狂熱的泛斯拉夫主義。俄羅斯——“亞細亞、半亞細亞的野蠻民族，人數是我們的四倍之多”——覬覦君士坦丁堡，但也覬覦巴爾幹半島，想以之作為俄國產品的外銷市場，並鼓動巴爾幹諸國反奧匈帝國“這個愛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國”。該走的路顯而易見：繼續打下去，否則會落得“和巴爾幹半島一樣的下場”，也就是遭擊敗、殖民、陷入“饑餓與不幸”。這份傳閱的文件叮囑奧地利士兵，這就是“你們疲憊不堪時該擺在心裏思考的：勝利的必要。你們所有充滿活力的青春夢想，肯定還沒被這場戰爭的苦難撲滅”。[1]

但奧地利的帝國夢想已遭撲滅，徹底撲滅。沒人相信這些謊言，尤其不信那些編造謊言者。為了解（火炮不足這原因之外）軍隊戰績這麽差的原因，奧匈帝國陸軍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諸指揮官發了另一份問卷，並將其標為最高機密文件。“民族沙文主義或其他有害的傾向，在我們的軍官身上清楚可見？我們的軍官講起士兵的語言流利到足以領導、激勵他們？我們得盡量讓軍官和其所統領的士兵屬於同一民族？”至於士兵，“為何在各戰線上出現那麽多不夠堅忍或徹底崩潰的例子？”奧匈帝國團級部隊裏“煽動族群或煽動反對軍方”的因子，是戰爭開打前就存在於現役士兵中，還是動員時由招來的後備軍人所引入？

諸民族齊心組成一快樂帝國的虛幻不稽的說法，在平時可支撐住軍隊，但在開戰後，禁不住戰爭壓力，已徹底瓦解。波蒂奧雷克於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奧匈帝國三分之一的軍人在大戰時會不願打仗，此刻的情勢正證明他有先見之明。士兵雖然乖乖報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穿上軍服後無心作戰。[2]軍隊逐漸解體，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奧地利使命”。至少對奧地利的斯拉夫人來說，“奧地利使命”只是把裝備不良的奧匈帝國人民鏟進德意志人的戰爭機器裏。[3]

德國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奧地利的作戰事務。駐西部戰線的奧地利聯絡官於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濟耶爾、普列斯（Pless）的“德國參謀和司令部”貶為無足輕重的角色（梅濟耶爾、普列斯分別是德軍西線、東線兩戰場的總司令部所在地）。[4]此後直至戰爭結束，每次奧地利人陷入險境，德國人就會前去搭救。他們幹預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亞的戰事、一九一五年塞爾維亞的戰事，一九一六年（重創奧匈軍隊的布魯西洛夫攻勢後）再度幹預布科維納、加利西亞戰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倫斯基攻勢（Kerensky Offensive）之後再度幹預加利西亞的戰事。一九一七年，德奧聯軍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誠如魯登道夫所說，打這場仗（又稱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戰役）既是為打倒意大利人，也為“防止奧匈帝國垮掉”，因為此前十一次伊松佐河戰役，已使奧匈帝國戰鬥力大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