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內陸歐亞學的研究《歐亞研究》發刊詞（第2/3頁）

數千年來，內陸歐亞及其周邊地區對我國歷史的發展一直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歐亞草原東西相距雖然遙遠，但其間並無艱險的自然屏障，因而這裏所有的遊牧民有很大的流動性。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史前時期操歐羅巴語諸部族的東遷，深刻地改變了我國西北地區的種族和文化面貌。此後，匈人、嚈噠人、阿瓦爾人等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西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亞乃至歐洲的歷史進程。而遼金時代源於我國東北遼河上遊奚族故地的蒙古伯牙兀氏（Bayaut）遠徙歐亞草原，定居於押亦水（Jayaq，即今烏拉爾河）與亦的裏水（Etil，今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域，成為欽察突厥的一支，蒙古西征後又隨蒙古軍回到東方，其主要代表為元代朝中顯赫的吐吐哈—床兀兒—燕帖木兒家族；發源於吐蕃的喇嘛教在明代為韃靼接受之後，迅速散布到北起貝加爾湖的布裏雅特蒙古，西及天山南北和伏爾加河、頓河流域的吐爾扈特（卡爾梅克）蒙古的廣大地域；則是內陸歐亞內在聯系的典型例證。

就我國歷史而言，漢、唐、元、清時代中原政權在西域與大漠南北的活動，以及先後存在於中原與內陸歐亞鄰接地區的邊疆民族政權都是我國文化、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我國12億人民今日擁有的賴以為生的遼闊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我國同內陸歐亞的歷史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國，內陸歐亞研究可以說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傳世的先秦文獻中，就保存著有關內陸歐亞最古老的記載。我國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創造性地為當時稱雄大漠南北的遊牧部族匈奴單獨立傳，以《大宛列傳》介紹西域諸國的情況，還在一些人物傳記，如卷119《李將軍列傳》、卷111《衛將軍驃騎列傳》中，生動地描述了中原與北方草原交往的歷史。他按民族、地域描述歐亞內陸的框架體系，被許多史學家繼承。後代史書中的《四夷傳》、《東夷傳》、《北狄傳》、《西戎傳》、《外國傳》，連同浩如煙海的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雜史、筆記、遊記、金石和方志中的有關部分，都是古代中國學者對內陸歐亞進行研究的出色記錄。

滿族興起於內陸歐亞鄰接地區——我國東北。隨著對準噶爾戰爭的勝利，漠北、西北和西藏相繼進入清帝國版圖，又由於中俄之間產生的邊界糾紛，當時已有學者開始致力於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研究，以期了解邊疆。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之下不斷簽訂割地辱國的條約，許多愛國知識分子深感民族生存的危機，發展出一個與西方的“東方學”遙相呼應的分支——“西北輿地之學”，不妨認為是今日內陸歐亞學的濫觴。其代表人物有錢大昕、祁韻士、松筠、張穆、徐松、魏源和何秋濤等。他們治學嚴謹勤奮，眼界開闊，具有詳前人之所未述的科學精神，可以說是我國內陸歐亞學的鼻祖。

值得一提的是，1887—1890年，洪鈞受命出任清廷駐俄、德、荷、奧四國公使。他發現西方學者利用的史料多有可以補充中國史書、而不為我國學界所知者，於是著《元史譯文證補》，使我國學者眼界大開。洪鈞以後，我國學者向西方和日本學習，人才輩出，把我國乾嘉以來西北輿地之學的傳統，與西方近現代“東方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內陸歐亞研究的進步，使其面目日新月異。

尤其是近半個世紀，特別是1978年以來，我國對中亞、北亞、東北亞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叠出，有了遠較以往明顯的進步。特別是學者們開始認識到內陸歐亞的遊牧文明與其周鄰的定居文明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系，不了解一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方，只有把內陸歐亞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對世界文明有獨特貢獻的歷史、文化區域，從更廣闊的背景上進行研究，才能真正既了解遊牧部族，也了解周邊各大帝國的歷史。相關學界的這一共識事實上成了我國當代內陸歐亞學誕生的標志。

但是，也應該看到，與國外相比，尤其是在將內陸歐亞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方面，尚有一定距離。別的不說，像我國這樣一個內陸歐亞的大國，迄今還沒有一本以“內陸歐亞”命名的刊物，而國外這一性質的出版物卻不斷湧現出來，較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Anthropology&Archeology of Eurasia，Armonk，NY：M.E.Sharpe（原名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1962年夏季創刊，到1992年春季號，出了30卷。主辦單位就是出版社。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from Russian Publications是翻譯俄國各種出版物上的文章。1992年夏季號，改現名。因此是從第30卷開始。出到如今是第36卷，第4期。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