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初明與帖木兒帝國的使節往來（第2/2頁）

而另一部分西方學者以漢文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如美國莫裏斯·羅沙比（Morris Ross abi）的《明代出使內亞的兩位使節》（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載《通報》，1976年。）和他的陳誠西使記的英譯（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載《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83年秋。），美國女學者菲裏西婭·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紀的中國使節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載《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

本世紀初以後，漸有學者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研究這一課題。法國蒙古史學家布洛曬（E.Blochet）在其《蒙古史導論》（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將撒馬爾罕地的有關記載的波斯文摘出，譯為法文並加注釋。在詮釋時，他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記載，開明代漢—波斯文獻比較研究之先河，但他搜求漢文文獻的能力畢竟有限。

張星烺利用張伯斯的譯文與《明史·哈烈傳》作過對比研究。（注：《中國交通史料匯編》第3冊，第269—270頁。）但因不通穆斯林語言，其研究有欠深度。北京大學已故邵循正教授閱讀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感覺尚不滿意。他翻檢《明史》，注意到《哈烈傳》中提到沙哈魯與駐守撒馬爾罕的侄子哈裏關系不睦，數構兵。成祖為此派出一名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攜國書致沙哈魯，勸他與哈裏修好。收錄在《哈烈傳》的這份明成祖國書長不過107字，前無擡頭，後無署名，顯然是一個節錄本。撒馬爾罕地也收錄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兩相對照，他發現這份明朝的波斯文詔敕，就是《明史·哈烈傳》所收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不過波斯文本譯本篇幅更長，內容更多，當是全譯本。邵先生的傑出論文《有明初葉與貼木兒帝國之關系》在漢文史料與波斯文獻比較方面極為成功，指示了開拓這方面研究的新途徑，有重要的意義。

大約是因為明史學界與西域研究學界交流較少的緣故，邵先生這樣一篇重要的論文很少見有國內外學者提及。例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弗萊徹1968年出版的論文《中國與中亞，1368—1884》（注：Joseph F.Fle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載費正清主編：《中國人的國際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John King 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對明與西域關系研究有重要的貢獻，但也未利用邵循正先生的發現。可見即使是兼通多種文字的弗萊徹這樣的大學者，仍難以從事有深度的漢—波斯文史料的對比考證工作。

法籍伊朗學者阿裏·瑪劄海裏1983年著《絲綢之路》一書（注：Aly Mazahere，La Route de la soie，Paris，1983.），將明成祖致沙哈魯的兩份國書和蓋耶速丁的遊記譯為法文並加注釋。作者雖然努力利用譯成西方的漢文史料，但因不通漢語，未能借鑒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耿昇先生將此書譯為漢文時，其亦未參考邵先生論文。（注：《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3年，第28—30頁。）從研究深度看，瑪劄海裏稍遜於弗萊徹。其研究中有關蓋耶速丁部分，因超出本文時間下限，留待今後討論。

本文擬利用漢文和波斯文史料，圍繞陳誠出使前研究雙方往來的事跡，以勾畫陳誠出使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