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譯本的來歷（第2/2頁）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語的機構是回回館。設回回館教習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諸部、諸國打交道。至於初設四夷館時回回館的教師來源，史無明文。不過我們從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譯波斯文圖書的海答兒、阿答兀丁、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均為回回人判斷，回回館的教師有可能是一些當時尚通曉本族語言文字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海答兒這些人或與之有關的人員。從習者既從國子監生中選出，則多應為漢人。今天保留下來的《回回館雜字》和《回回館譯語》等以漢字注波斯語等“四夷語”音，也說明這一點。

回回館除了負擔教授回回語文（即波斯語）、編寫教材和字書（即波—漢雙語字典）之外，還要為明政府擔任通事，翻譯與西域諸部、諸國有關的外交公文，包括明政府出使西域的官方團所攜帶的國書，和西域諸國、諸部入明朝貢和事務往來時所呈交的番文國書、公文的漢譯回、回譯漢工作。保存在波斯文史籍《兩顆福星之升起》中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應當就是剛成立不久的回回館譯員們的作品。

在遺留至今的回回館文獻中，有一批稱為“回回館來文”的波斯文—漢文雙語對譯“外交公文”，多是西域各地統治者向明朝進貢、討封和求賞的表文。這些公文與上述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使用許多漢語詞匯，說明它們的波斯文翻譯工作都是在漢地本土完成的。明代漢地為官方承擔波斯文教育、翻譯工作的只有回回館。當然這批“回回館來文”與上引明成祖國書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語法正確，文筆流暢，表明了翻譯者波斯文水平相當高，而“回回館來文”語病嚴重，語法不通，多數是按漢語詞序把波斯詞一個一個往上堆砌，它們應當是明中期以後的回回館譯員的作品。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在研究回回館時，收集了二十余篇“回回館來文”（注：本田實信：《〈回回館譯語〉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1，1963年。），但他未注意這份白阿兒忻台所攜往也裏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隨同白阿兒忻台回訪明朝的沙哈魯國王的使臣馬哈麻所攜波斯文國書，肯定也由回回館譯員譯成了漢文，惜其漢譯今已無存。

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一年（1411），明成祖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戶部主事李暹、指揮藍金哈護送哈烈等處使臣還”。（注：《明太宗實錄》冊13，第1706頁。關於與陳誠同行使西域諸人的考訂，見王繼光：《陳誠及其〈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研究》。）李達、陳誠等人所護送歸國的哈烈使臣，就是上面提到的與白阿兒忻台一同東行、攜沙哈魯國王國書入明的馬哈麻·巴哈石。澄清白阿兒忻台的二次出使的經過，對深入研究陳誠出使西域是有重要意義的。

［原文載《中亞學刊》，第六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