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元時代垂河流域及周圍地區的社會狀況（第2/7頁）

這些傳教士在阿力麻裏受到察合台汗國在位汗也孫帖木兒的優待。也孫帖木兒有病時曾招弗朗西思入宮診治，因此允許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國自由傳道。也孫帖木兒七歲之子也接受洗禮，被取名為朮安（John）。1340年也孫帖木兒死，察合台汗國內窩闊台後裔宗王阿裏算端起兵奪取汗位，殺也孫帖木兒諸子。阿裏算端為穆斯林，他強令天主教徒放棄信仰，並處死不肯服從其命令的歐洲傳教士多人。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國的勢力本來很小，經受這次打擊後便消聲匿跡了。（注：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第279—290頁。）

阿力麻裏與虎思斡魯朵兩城之間，政治關系密切。據劄馬剌·哈兒昔記載，阿力麻裏的哈剌魯人首領昔格納黑的斤之子答失蠻的斤於回歷657年（注：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逝於虎思八裏（即虎思窩魯朵），遺體運回阿力麻裏，埋葬在宮中其父的陵墓裏。（注：《蘇拉赫詞典補編》，華濤漢譯本，第95頁。）看來西遼時代至蒙古時代，阿力麻裏與虎思斡耳朵為同一支哈剌魯人所據，他們很可能就是哈剌汗朝末期不斷騷擾哈剌汗朝都城虎思斡魯朵的那支哈剌魯人。

1977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昌吉新城之北的昌吉古城，工人們在基建施工中，發現了蒙古汗國時代銀幣一千三百余枚，絕大部分鑄於東部草原城鎮或鄰接草原地區的城鎮，其中最早的鑄於阿力麻裏。從鑄幣資料來看，這裏從1240年起到1250年的十年中，發行了八種銀幣，此外還有1258—1259以及1271—1272年的鑄幣。（注：陳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國銀十幣研究》，《新疆社會科學》，創刊號，1981年，見第56—57頁。）前蘇聯中亞出土的古錢幣資料也說明，這裏是蒙古時代中亞銀幣的最早鑄造地。（注：達維多維奇：《13世紀蒙古入侵後中亞的貨幣經濟和商業的局部恢復（依據古錢幣資料）》，載《亞非諸民族》（Е.А.Давидович，Денежноеичастиое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торговливсерднейАзиипослемонгольскогонашествия13в·［Донумизматичестимистониквм］，НародыАзиииАфрики）1970年第6期。）

普剌（Pulad）：又譯作蔔剌、不剌、孛羅、蔔羅等，均為突厥語（波斯語Pulad的音譯，義為鋼）。地當交通要沖，距天池（今賽裏木湖）不遠。耶律楚材、劉郁、小阿兒馬尼國王海屯等往來於東西之間時，均路過此地。阿裏不哥之亂中，為叛軍所據，後為察合台汗國收回。至元十三年（1276）失裏吉叛亂後，落入察合台汗國手中。至大三年（1310），汪古部駙馬朮安至此，將其父闊裏吉思遺體移葬故土，當地圍觀者達千人以上，可見居民不少。據《完者都史》記載，至大（1308—1311）至至治（1321—1323）年間，察合台汗國駐普剌城沙赫納忽裏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駐守野孫漠連的大將脫火赤報告察合台汗國即將向元軍發動進攻的消息。據耶律楚材記載，蔔剌城“附庸之邑三五”。而劉郁看見：“所種皆稻麥，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

我國考古學者50年代在博爾塔拉河谷中部發現古城遺址。（注：李遇春：《博爾塔拉州石人墓調查簡記》，《文物》，1960年（第7—8期）。）據認為即為普剌城址。（注：張承志：《關於阿力麻裏、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討》，載《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新疆昌吉出土的銀幣，有一部分鑄於普剌。錢面上的地名普剌城，昌吉古幣的研究者陳戈讀為努拉特（Nulat）。（注：陳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國銀十幣研究》，第56—57頁。）其詞首輔音N-很可能是字母P-或B-的誤讀。除了銀幣之外，普剌城還鑄造金幣和銅幣。1987年考古學者在博樂東南27公裏達勒特古城發現蒙古汗國時代的金銀銅幣（注：蔣其祥：《博樂發現的察合台汗國金幣》，《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3—57頁。），1990年3月，此地發現蒙古汗國時代銅幣一千余枚。（注：李有松：《新疆博樂市發現察合台汗國銅幣》，《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8—60頁。）

鐵木兒懺察：名見《西使記》。據常德記載，出普剌城“西南行二十裏，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裏麻城”。王國維以為此即《湛然居士集》卷3“過夏國新安縣詩”所謂“松關”。列維試圖把“鐵木兒懺察”還原為Temürjam，即蒙語“鐵之路”、或Temürjam jabsar，意為“鐵之路關隘”。（注：布來特施乃德：《中世紀研究》卷1，第126、162頁。）均不得要領。岑仲勉接受夏德的觀點，認為常德的“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一句應斷為“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注：岑仲勉：《阿裏馬城》。），更是錯得離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