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西征之前的忽闡河以東草原（第3/3頁）

（二）商使往來的通道

阿母河以北地區規模狹小的綠洲經濟，需要維持與鄰近地區的經常的商品交換；而地處東西文明之間的地理位置又使長途賈販成為當地人謀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北朝、隋、唐時代的粟特商胡的後裔到了蒙古時代成了回回商賈，他們像自己的祖先一樣深入漠北草原與遊牧民族交易牟利。《元朝秘史》第182節曾提到過一支活動在漠南、漠北地區之間的由回回人阿三率領的商隊。成吉思汗的隨從中也有劄八兒火者這樣的回回人。蒙古國、花剌子模兩大強國的邊境相連，大大便利了回回賈客。成吉思汗平定各部後，在東西商路上設置守衛，並頒布劄撒，凡進入蒙古國土的商賈一律頒給憑照，攜有貴重商品的商賈應直接護送到大汗那裏。（注：《世界征服者史》，第90頁。）

成吉思汗攻金之後，派遣花剌子模人馬合木（Mahmud）、不花剌人阿裏火者（‘AlīKhwāja）以及訛打剌人（Otrar）玉速甫（Yūsuf）至不花剌（Bukhārā），與花剌子模貿易。由於往來方便，又有厚利可圖，上述三位回回商賈返回後，不少西域的回回商賈前往東方貿易。據志費尼記載，花剌子模的三名回回商賈——其中有忽氈的阿合馬、阿米兒忽辛之子和也裏城（Herat）的阿合馬·巴勒只黑（Ahmad Balčikh）——組成一支商隊，攜帶納失失金錦、棉織品、不花剌城北氈單（Zandan）地方出產的一種織物名“氈單你赤”（Zandanič）及其他商品也來到蒙古。估計他們是經由察赤（Chach，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首都塔什幹）北行到赤麥幹（čimkent，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奇姆肯特，即賽藍［Sairam］），再東行至塔剌思，經碎葉川流域的虎思斡耳朵，到達亦列水流域的阿力麻裏而前往蒙古的。

當他們踏上蒙古國疆土時，守護商路的軍士見他們所攜皆貴重之物，便把他們送到成吉思汗處。據志費尼記載，成吉思汗為得到更多的回回珍奇，命令諸子、那顏、貴人各從自己的屬民中抽出二至三人，攜金銀隨這三位回回人赴花剌子模貿易。於是，來自各支蒙古貴族位下的回回人共450名組成了一支商隊。成吉思汗命商隊給花剌子模帶去口訊表示：花剌子模的商隊已經受到蒙古的接待，現蒙古的商隊也前往花剌子模，希望兩國和平相處。而據《劄蘭丁傳》記載，成吉思汗的商使為四名，他們是訛打剌人烏馬兒·火者（‘Umar Khwāja），蔑剌合人劄馬剌（al-Jamāl），不花剌人法合魯丁（Fakhr al-Din）和也裏城人阿米努丁（Amin al-Din）。

這支商隊沿原路到達賽藍，再沿阿雷思河（Arys）向下遊行進，來到阿雷思河與忽闡河匯流處的花剌子模邊城訛打剌城（Otrar）經商。訛打剌是10—13世紀忽闡河中遊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從中國內地前往也的裏河下遊、斡羅思以至歐洲，必經此地。但他們為當地花剌子模守將所殺。

這位花剌子模守將《元史·太祖紀》稱為“哈只兒·只闡禿”，《世界征服者傳》稱之為“亦難赤”（Ïnalčïq），據稱他是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的母後忒裏蹇哈屯（Terken Khatun）的族人。（注：我國學者多將摩訶末沙的母後的名字音譯作“禿兒罕”。筆者認為，這個名字的正確音譯應為“忒裏蹇”，即《遼史》中對皇後的稱呼。參見拙文《9—12世紀民族遷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達旦部落》，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輯，1989—1990；見此文第10節《忒俚蹇哈屯及與此稱號有關之諸問題》，第91—93頁。）忒裏蹇哈屯是咽面部（Yemek）中的伯嶽吾族（Baya’ut）人。這是一支欽察化的蒙古人。亦難赤曾受封為Ghayïr汗。由此判斷，《元史·太祖紀》中的“哈只兒”，是他的封號Ghayïr的突厥語欽察方言讀法Ghajïr的音譯，而“只闌禿”，則是“亦難赤”（Ïnalčïq）這個字的欽察方言讀法Jïnalčuq的漢語西北方言音譯，這些都是他的封號和官稱。摩訶末的父親鐵失沙在下詔給哈只兒時，曾稱他為自己的“法兒簪得”（farzand，波斯語“孩子”）。他的突厥語名稱為牙罕·脫黑迪（Yaγan Tuqdï，此言“象生”），而伊斯蘭教教名則為塔只丁。（注：參見《史集》漢譯本，第1卷第2冊，第84頁注3。“法兒簪得”，見於：《回回館雜字·人物門》（第152詞），旁注漢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