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鶻汗國時代漠北的蒙古部落劄剌亦兒前史（第2/2頁）

筆者認為，拉施都丁在這裏是在講述劄剌亦兒部名稱的詞源。此名稱中含有字母-Q-，根據突厥語、蒙古語的元音和諧律，其原字應為一個陽性詞（後元音詞）。此名在合校本中所據各種抄本中，無任何異寫形式，無從據以校定。遍查各種字書，均無法找到（BLAQH）這個詞，亦未見任何著作對此作出解釋。考慮到波斯文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源於阿拉美字母）“底座”很少，多賴在“底座”上下增減音點來表示不問的字母，故《史集》各種抄本中非波斯語、阿拉伯語詞匯、借詞和專有名稱誤寫率極高，幾乎無一頁可幸免。筆者設想這個名稱（BLAQH）的詞首輔音字母（B-）可能系半元音（Y-）的誤寫，因為輔音字母（B）處於音節之首時與（Y）的“底座”完全相同，區別只在於“底座”之下是一個音點還是兩個並列的音點。

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推測這個詞可能就是古突厥語yalγa，其意為“舔”。（注：В.М.Наделяев，Д.М.Насилов，Э.Р.Тенишев，А.М.Щербак：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слоарб，Ленинград，1969，стр.228；Gerh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ry，Oxford，1972，p.926.）此字若加上蒙古語復數後綴-ir應為yalγair，於某種方言的作用（注：參閱韓儒林師：《西北地理劄記·烏鵒·Huiur及Hor》，收於《穹廬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93頁。），詞中輔音-γ-軟化為-y-，即yalγa+ir>yalγair>yalyir>yalair。此名在操突厥語北部方言，即操Z（J）方言的黠戛斯（Qïrghïz）人擊敗回鶻人後，讀音轉為Jalair，即劄剌亦兒，其意為“奉承”，正與上面所述劄剌亦兒人為回鶻人牧駝相應。（注：參閱拙文（署名皮路思）《〈史集·部族志·紮剌亦兒傳〉研究》，載《蒙古史研究》，第4輯，中國蒙古史學會輯，呼和浩特，1993年，第4頁。）

故上引《史集》所記乃是漠北回鶻汗國時期的情況。“古兒汗”可能是劄剌亦兒人對回紇可汗的稱呼。這段記載證明8—9世紀時，一部分劄剌亦兒部的居地已在回紇汗廷附近，受制於回紇貴族。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經漠北合羅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鶻公主舊居，即古回鶻城（Qara Balaqasun）時，曾聽說“契丹舊為回紇牧羊，達靼舊為回紇牧牛”，可見回鶻汗國境內有不少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操蒙古語部落。劄剌亦兒等操蒙古語諸部，也許就包括在這些受回紇役使的達旦部落中。

拉施都丁接著提到了劄剌亦兒人的十個部落，其中第四個在蘇聯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為Kumsāūt。（注：在P本與H本中此部寫法有不同。參見上引拙文《〈史集·部族志·劄剌亦兒傳〉研究》，第5頁。）此名語尾之-ut顯系蒙古語復數，其單數形式似可擬構為Qumus。《遼史》卷2《太祖紀》記耶律阿保機於天贊二年（923）九月西征時，“破胡母思山諸蕃部”。又遼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會十八部王眾，其中有“忽母思”部，元代欽察大將床兀兒在漠北與叛王作戰時，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注：參見周良霄：《關於西遼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3期，第246頁。）這裏所列舉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等應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記之Kumsāūt。此部之名應得之於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或兀卑思山）。足見自遼初至元代，劄剌亦兒的這個分支始終在哈剌和林附近遊牧。

上述研究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並非所有操蒙古語的民族都與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古部一樣，是在840年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後，才從大興安嶺地區西遷至蒙古草原的。無論是在操突厥語民族在蒙古草原占據優勢的唐代，還是在契丹興起的遼初，漠北草原始終有操蒙古語的民族在活動。劄剌亦兒即為其中的重要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