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汪大淵與其他往來東西的海內外旅行家（第3/3頁）

《島夷志略》對後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響。明朝永樂年間，隨鄭和七下西洋的馬歡在出海時，曾將此書帶在身邊，隨時隨處對照，他說：“隨其（鄭和）所至，……歷涉諸邦，……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汪大淵曾說：“所過之地，竊常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島夷志略》中大佛山條載：他們的船到大佛山（今斯裏蘭卡）附近，采集到珍貴的奇異珊瑚，汪氏很興奮，“次日作古體詩百韻，以記其實。”這部書中多處記載了華僑在海外的情況，例如泉州吳宅商人居住於古裏地悶（今帝汶島）；元朝出征爪哇部隊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欄山（今格蘭島）；在沙裏八丹（今印度東岸的訥加帕塔姆），有中國人在1267年建的中國式磚塔，上刻漢字“鹹淳三年八月畢工”；真臘國（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愛唐人”；而龍牙門（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甚至馬魯澗（今伊朗西北部的馬臘格）的酋長，是中國臨漳人，姓陳，等等。

以上所述證明，明初鄭和航海不是偶然發生的，其基礎是古代中國與東方的海上活動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