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賈耽《皇華四達記》所記《廣州通海夷道》（第2/3頁）

以義凈為例，他於鹹亨二年（671）離開廣州光孝寺，隨波斯舶出海南行，經約20余日，到達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蘇門答臘之巨港，在當地停留約半年。次年復乘當地國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達末羅瑜國（Malayu），即馬來半島的南端，於此再停留約2個月，換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國，即今泰國所屬馬來半島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經安達曼海，越孟加拉灣，航向東印度。（注：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王邦維校注本，第152—153頁。）

2.賈耽與《皇華四達記》

賈耽（729—805），字敦詩，滄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人，曾任鴻臚卿（職掌接待外國使臣的官員），檢校司空（專管校勘書籍，糾正訛誤的宰相）等職。是唐代中後期著名地理學家和地圖制圖學家。他以裴秀制圖六體說撰成《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隴右山南圖》、《貞元十道錄》、《皇華四達記》及《吐番黃河錄》等。他在55歲時組織畫工繪制《海內華夷圖》，全圖幅面約10平方丈，耗時17年，完成了這個巨幅唐代中國全圖，是繼裴秀之後又一偉大的地圖作品，在中國和世界制圖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具兩大特點：一是注重外國部分的編繪，二是注重歷史地理的考證，古今地名分色繪制。可惜此圖已失傳，但它的縮印本在南宋刻石為《華夷圖》。

賈耽在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4）當了13年的宰相。因職務關系，負責接待各國來華使者，有機會調查使節下番和來華的路線。《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40卷和《皇華四達記》10卷這兩部書的資料即來源於此，可惜現已失傳。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地理志》時，摘錄他的《皇華四達記》，其中的“廣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內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廣州通海夷道》，詳述了下番船舶由廣州出航後前往西域之途，為《舊唐書·地理志》所無。它是一份有關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東西交通的詳細的說明資料。提到從廣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線是：

從廣州出航後先東南行駛出珠江口，轉向西南方經數日繞過海南島東岸，再西南行貼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勞山（今越南峴港以東之占婆島），南行經陵山（今越南歸仁以北的燕子岬）、門毒（歸仁），然後西南行經奔陀浪（今越南藩朗），軍突弄山（今越南昆侖島），航行5日越暹羅灣至海峽（今馬六甲海峽）。沿海峽西北行，出峽後經婆國伽蘭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島），向西駛過孟加拉灣，抵達獅子國。由此往大食有兩條道：

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經至彌蘭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復西北行入波斯灣，至弗利剌河（幼發拉底河）河口。

另一道從獅子國沿西北向橫渡阿拉伯海至三藍（今也門之亞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島南岸東北行，繞阿拉伯半島東北角達波斯灣口之沒巽（今阿曼東北之蘇哈爾），駛入波斯灣，沿波斯灣東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與第一道相匯合。（注：《新唐書·地理志七》。）

這一段航程中，從獅子國啟航時的目的港“三藍”最為引人注目。關於其今地，研究中國航海史的專家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日本學者前島信次考出今也門亞丁（Adin）的古名為Saram，即此“三藍”。可見賈耽記載的航路中，從獅子國啟程時，並非如一般人所設想的沿印度次大陸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進入波斯灣，而是徑直從斯裏蘭卡直航紅海海口，這是特別值得注意之處，這證明在這個時代中國海船的遠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早在魏晉時代法顯歸國時，所乘海船就有從獅子國橫穿孟加拉灣，直航今印尼蘇門答臘島的記錄，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國時，也曾從越南南端的昆侖島向西橫穿暹羅灣直達今馬來半島。賈耽時代中國海船不但在暹羅灣和孟加拉灣繼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術，而且進一步具備了從獅子國向西橫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因此可以說，在唐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中，中國海船可以說已是無遠而弗屆。

3.面向海洋的國際大都會廣州

賈耽所記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廣州為起點不是偶然的。唐代全國均以布帛、銅線為交換媒介，而廣州因為外夷人口多，經濟深受國際貿易影響故以貴金屬金銀為貨幣。外番人聚集廣州日久形成自己的居住區，史稱“蕃坊”，其地點在今廣州火車站向南數站地之處，今懷聖寺（清真寺）“光塔”所在地附近。外夷人集中的蕃坊的存在不僅見於漢文記載，也見於阿拉伯地理學家的著述。

居於此處的僑民多為來自波斯灣地區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從事賈販。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阿拉伯著名學者查希茲（al-Jahiz，776—868）撰《商務的觀察》（又譯為《生財之道》），開列了從中國輸入的貨物有絲綢、瓷器、紙、墨、鞍、劍、麝香、肉桂，動物中的孔雀等等。穆斯林學者撒阿利比（al-Thaalibi，961—1038）在《珍聞諧趣之書》說：“阿拉伯人習慣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原產地為何地，都稱為‘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