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顯與南海佛教之路（第2/2頁）

法顯取海道歸國開辟了南海佛教之路的新紀元。這一時期往來於中國、南亞之間的僧人中取道海路的人越來越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中國僧人首次從中國動身時，往往沿傳統的陸路西行，但歸國則常取海路。西涼僧人智儼曾赴克什米爾，與當地高僧覺賢一同從印度啟航回中國，與法顯一樣在山東青州登陸。後來智儼又一次乘船赴天竺。（注：慧皎：《高僧傳》卷2，第15頁，見《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3，第20頁。）同一時期還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陸路赴印度求學，後“於南天竺泛海達廣州”。（注：慧皎：《高僧傳》卷3，見《高僧傳合集》，第19頁。）高昌僧道普在印度隨船舶回國，在青州登岸。（注：慧皎：《高僧傳》卷2，見《高僧傳合集》，第15頁；卷3，第17頁。）這說明當時中國的僧人與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關系並不十分密切，對中國與南亞之間的海上交通尚不夠了解。所以當他們啟程赴西天時，首選的是傳統的陸路。而當這些求法僧人到達印度之後，從當地人那裏了解到中國與南亞之間已經有著相當頻繁的海上交通時，往往舍陸路而求海道回國。這也是為什麽南北朝時入華的外國僧侶中，有相當部分是泛海而來的原因。

與之不同的是許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東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羅先至獅子國，然後由此國“隨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廣州。（注：同上書，第24頁。）甚至一些遠居內陸的克什米爾僧人也棄陸路而求海路，前往東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覺賢，就是在克什米爾遇到中國僧人智儼後，決定來華的。他們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東。克什米爾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獅子國，從那裏乘船到達爪哇島，在那裏傳授佛法，名揚周鄰，為劉宋僧人所知。宋文帝命交趾刺使泛舟至爪哇邀請，求那跋摩因此來華。（注：慧皎：《高僧傳》卷3，見《高僧傳合集》，第20—21頁。）西天竺僧拘那陀羅（真諦），於梁中大同元年（546）取海道經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廣州）。後來他曾打算乘舟返回狼牙修國。（注：道宣：《續高僧傳》卷1，見《高僧傳合集》，第111頁。）南天竺人菩提達磨亦從海路入華，後來被尊為禪宗之祖。除了印度佛僧以外，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東南亞僧人從海路入華，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羅（僧養）、曼陀羅（宏弱）等（注：均見於道宣：《續高僧傳》卷1，見《高僧傳合集》，第106頁。），這說明兩漢以後，在中國與東南亞與印度的交通中，海路日見重要。

除了法顯之外，赴西天求法的僧人中還有許多帶來了印度文化的新知識。梁人慧皎的《高僧傳》是記述東漢至梁初著名僧人事跡的傳記集。僧人傳記雜錄著作在晉梁之際已經出現多部，如寶唱的《名僧錄》等。慧皎在前人的基礎上，收集群作，比其異同，寫成《高僧傳》，記載了許多天竺、東南亞各地來華的僧人和中國赴海外求學的和尚的事跡，受到各國研究佛教傳播史的學者的重視，被公認為是研究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歷史和文化的最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