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洋到印度洋鄭和時代以前中國航海家的足跡與亞洲的海洋活動傳統（第2/3頁）

由於地理知識的增長，海商、水手們已經注意記載航行所經海區的情況。從東漢時代開始，我國南海水域在歷史文獻中已經開始稱為“漲海”。《爾雅》記“蠃，小者蜬。注螺，大者如鬥，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注：卷下，四部叢刊景宋本。）此後不僅許多漢文文獻提到“漲海”，域外史料也提及這個海名。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蘇萊曼曾記載前往中國的航路，他提到：“從昆侖島出發，船隊進入漲海水面。”（注：G.費瑯輯注：《8至18世紀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遊記及地理文獻輯注》卷1，巴黎，1914年，耿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華書局，1989年，第41頁。）除了蘇萊曼，還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學家提到過漲海。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航船離開中國大陸赴東南亞時，已經不再緊靠東亞大陸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經南海時，水手們開始注意到南海諸島。康泰等人出海時，據《扶南傳》，說：“漲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盤石，珊瑚生其上也。”（注：《太平禦覽》卷69，地部三十四。）這裏所提到的漲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諸島如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均是由珊瑚礁構成的。1957年廣東省博物館在西沙群島考古時，曾采集到南朝時代的六耳罐、陶環等物。不僅中國水手，來往於中國與印度洋之間的外國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敘述漲海時描寫道：船只進入“漲”（按即“漲海”）後，暗礁浸沒在海水之下，船只從暗礁之間的隘道通過，安全航行要靠真主護佑。（注：G.費瑯上引書，耿昇、穆根來漢譯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57頁。）提到南海諸島的穆斯林地理學家並不止蘇萊曼一人。這說明航海技術的進步是世界性的。

據文獻記載，南朝宋齊時有十余國沿海路入華。梁時許多海外番國奉中國南部政權為宗主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注：《梁書》卷54，《諸夷傳》“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國人對前往西亞的海路和各國地理方位有了更為準確的整體認識，即所謂“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裏，遠者二三萬裏。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注：《梁書·海南諸國傳序》。）劉宋時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帶，與東南亞和印度洋諸國的關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數度遣使入貢，位於今印尼境內的訶羅陀國則請求與劉宋建立互市關系，要求建立關系的還有其他東南亞國家。這個時期印度洋與西太平洋之間的海路交通變得更為頻繁。元嘉五年（428）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國王致書劉宋朝廷，說兩國“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注：《宋書》卷97，《蠻夷傳》“師子國”。）這說明中國南方與錫蘭島之間已經保持著經常的官方聯系。

南齊永明二年（484），扶南王僑陳如聽說齊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貢，陳述其國叛臣鳩酬羅竊據林邑，聚兇肆掠，請求中國派兵助討。齊武帝答復，交州的兵力會給以支援。（注：《南齊書》卷58，《蠻·東南夷·扶南國》。）當時中國南疆及於交州，在東南亞影響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國請兵相助之事。

南朝時，因為海外貿易興盛，廣州的地位日見重要，已經取代兩漢時代的徐聞、合浦。梁武帝在國內興佛，當時與林邑、扶南貿易的物品中有許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贈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等。梁武帝聽說扶南有長一丈二尺的佛發，特派沙門釋雲寶往迎之。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如盤盤（今泰國南部萬倫灣一帶）、丹丹（今馬來西亞之吉蘭丹）、幹陀利（今馬來西亞吉打）、狼牙修（今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婆羅洲）與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馬來半島為界。馬來半島深入海中，其東面的暹羅灣屬太平洋水系，其西面的安達曼海屬印度洋水系，半島最窄處僅數十公裏。在信風為主要動力的時代，繞過馬來半島的航程是漫長的，而在半島邊卸貨轉運卻不失為一種節省運力的辦法。這條“海—陸—海”聯運路線見之於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注：韓振華：《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兼論橫越泰南、馬來半島的路線》，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頁。）自魏晉時代起，許多從中國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馬來半島以東的暹羅灣。在暹羅灣邊的小河灣裏，來自中國的商人們把從國內運來的貨物過駁到當地的小船上，然後開始采購回頭貨，裝船後等待信風回鄉。這些載滿過駁貨物的小船，沿小河駛抵馬來山脊腳下，用人力或畜力運過山嶺，在山脊另一側的小河邊再載上小船，運至安達曼海邊。在這裏有許多來自印度、西亞、東非、大秦的商人，他們也卸下自己運來的貨品，等待購買從山嶺那一邊運來的中國貨。他們的番貨被當地商人販運過馬來半島，轉售給來自中國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