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大淵的“東洋”之行（第2/2頁）

其中（88）萬年港、（46）假裏馬達和（58）勾欄山等3個地名補充了汪大淵自文萊赴爪哇的航程細節。而（40）蘇門旁、文老古和古裏地悶等地名的出現，透露出汪大淵在歷經爪哇的八節那間、重伽羅之後，取道今馬都拉島（Madura）南部繼續東行，駛出《大德南海志》中爪哇國所管的大東洋區域，進入單重布羅國所管大東洋水域。其具體航線大致為：歷巴厘（Bali）島、龍目島（Lumbok）、松巴哇島（Sumbawa），經松巴（Sumbd）海峽、薩武海（Sawu），抵達位於小巽他群島的帝汶島（Timor，古裏地悶），迫近澳洲大陸北岸。由此北經班達海中的班達（Banda）島，經馬魯古海歸國。

近一個世紀後鄭和前往爪哇時，並未取上述東洋航路，而是與史弼、高興所率元軍征爪哇時一樣，取道占城。

以上所論多涉及宋元時福建泉州對外交往史事。此次會議所在地太倉瀏河港在元代對外貿易亦已繁盛。明人王彝寫有《泉州兩義士傳》，收於《王常宗集》續補遺內。該傳提到元末泉州的兩位海商孫天富、陳寶生曾下番至高句麗、爪哇、羅斛等國，在海外很有名聲。倆人中至少陳寶生為海商世胄。順帝朝末年，此二人已移居太倉。可見元代泉州海商與太倉有密切聯系。王彝還提到過—位泉州海商朱道山，說他在元代“以寶貨往來海上，務有信義，故海內外之為商者皆推焉以為師”。後來朱道山“首率群商”降附朱元璋，“入貢於朝”，受到明太祖的優遇。消息傳到海外，番商紛紛驅舟“集於龍河，而遠人之來得以望都城而瞻宮闕”。（注：《四庫珍本三集》。參見陳高華：《元代泉州舶商》，載《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年，第429—431頁。）龍河當即鄭和時代南京寶船廠所在之龍江。足見明初海外交通乃承襲元時傳統。

［統原載《鄭和與海洋》，江蘇省/南京鄭和研究會編，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