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改革（第2/2頁）

載灃上台後，一大群年輕氣盛、輕率妄為的滿人王公竊據了要職，成了改革的領導者。載灃組成“兄弟連”集體亮相，外行掌大權，內行靠邊站。對軍事一竅不通的皇親國戚占據要職，小材大用；有軍事才能和帶兵經驗的鐵良、薩鎮冰、良弼等人則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舉措是成立貴胄法政學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現任二品以上京內外滿、漢文武大員的子弟入學。此舉名義上是提高滿人權貴的法律和政治素質，服務新政改革。內閣學士，宗室寶熙在給慈禧太後、光緒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親親之仁，列爵十四，錫封五等，屏藩帶礪，歷久常昭。憲政實行，此項親貴皆須入上議院議事。若復懵於學識，於外交、內治一切未諳，將來非故與下議院反對，即不免與下議院附和雷同，馴至才望軒輊，政策失平，不獨與憲政阻礙甚多……所以培植上議院才人意極深遠。”一語道破天機，清政府的種種改革就是為了“皇權永固”，為了滿人權貴能夠永遠掌握政權。

除了權力貪婪外，滿人權貴還以改革之名，行攬權牟利之實。他們迫使漢人地方實力督撫的代表袁世凱開缺回籍，由攝政王載灃親自出面掌握全權，出任了新的“全國海陸軍元帥”。改革後的新政府規定各省撥款均須戶部核定，並成立鹽務處，架空各地鹽運使，控制財權；將開礦、修路等權力都收歸中央，控制經濟命脈。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索“鐵路國有”政策，也是改革後的內閣的決策。不用說，這些新實權機構、官辦事業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數親信手中。從清朝中期後，地方勢力就上漲了，中央政府實權下降。新事物湧現，新的力量已經茁壯成長。晚清政府卻想以貧弱之軀，不顧分權之實，重溫集權專制之夢。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等各種矛盾。

重新集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晉王公大臣們。他們把改革當作自我表現、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沒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卻要由百姓們承擔。改革的成本應該由全社會承擔。滿族權貴們不去多方籌措資金推動改革，只會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負擔。正如梁啟超在革命爆發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費取之民也，警察之費取之民也，練兵之費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費取之民也。甚至振興實業，所以為民間維持生計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輸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經由官吏疆臣之首，輾轉銜接，捆載而致諸輦下矣。”這樣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會得到廣大百姓的支持，只會加劇社會裂痕，激化矛盾。

少數滿人權貴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夠保住祖先的千秋功業，留給子孫一個穩固的江山。但是，變革的序幕一旦啟動，哪怕只是向前邁出了一小步，它就會像射出去的箭一樣，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願了。改革很快脫離了滿人權貴們預想的軌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識分子、商人群體，加速了近代社會思潮的傳播，產生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五光十色、洶湧澎湃的變革大劇，轟轟烈烈地上演，你要麽順應潮流，參與變革中去，要麽被變革的浪潮吞沒，成為歷史。直到革命爆發時，滿族權貴們仍不明白這個道理。

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波旁王朝覆滅原因的時候，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這段話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樣很有解釋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終走到了改革者——滿人權貴們的反面，成了埋葬他們的洪水猛獸。“計劃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發了。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們始終沒有放下，因此最終誤了國家，也斷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難逃覆滅的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