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拋棄、被唾棄的曾國藩

曾國藩已經決定犧牲百姓，來滿足列強的要求了。他的內心經過了一番糾結和鬥爭：“吾輩身在局中，豈真願酷虐吾民以快敵人之欲？徒以邊釁一開則兵禍聯結，累歲窮年而未有已。”他沒有被狂熱情緒所左右，依然冷靜地做出務實的選擇。

1870年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

在奏折中，曾國藩雖然將板子打在了天津百姓身上，但同時提出了五個“質疑點”，詳細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原因。他從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角度為天津官民辯護。比如，曾國藩指出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和中國人的地窖並無區別，但因為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最後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比如，曾國藩提到天主教的施洗儀式。教民死後，神父“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習慣用哭喪來表達悲傷的中國人對此不可理喻，並且覺得洋人詭異、鬼祟。

應該說，《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大致是公允、客觀的。然而，慈禧太後看了奏折後，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下令將奏折公開發布。發布之時，慈禧故意刪除了曾國藩為天津官民辯護的五點意見，導致整個奏章都將責任推給天津百姓。奏折一公布，原本對曾國藩寄予厚望的輿論迅速轉向，“賣國”、“投降”、“卑躬屈膝”等罵聲劈頭蓋臉地向曾國藩撲去。

可見，慈禧並非“不得主意”，而是極富心機。她急令曾國藩去天津查辦，將曾國藩推到前台，既為了解決棘手難題，又可讓他替自己和朝廷承擔所有的壓力和指責，借此打擊聲望正隆的曾國藩和異軍突起的湘軍勢力，可謂一箭雙雕。慈禧輕輕地刪除幾段話，就把曾國藩釘在了“賣國”的恥辱柱上，洗刷了自己賣國的嫌疑，反襯出自己的“公正”與“愛國”來。至於之前催逼曾國藩查辦天津官民的朝廷袞袞諸公，如今都三緘其口，任由曾國藩一個人陷入旋渦之中。曾國藩被身後的朝廷拋棄了！

曾國藩有口難言，無法自辯。他又不能說朝廷公布的奏折竄改了自己的意思，只好再一次“打碎牙齒和血吞”。親友和幕僚則紛紛勸告曾國藩轉換態度，討好輿論。畢竟最終的處理結果還沒有敲定，曾國藩還有奮力遊出旋渦自救的機會。曾國藩沉默了。

9月，曾國藩還是奏報清廷，定首批“要犯”三十二人，其中十五人正法，十七人流徙；10月又將九名“要犯”上奏，其中正法五人，四人充軍。曾國藩根據“一命抵一命”的原則法則，拿二十條中國人命給被殺的二十名法國人一個“交代”。朝野直斥此舉荒謬。行刑之時，百姓萬人圍觀，為就義之人壯行。市民高呼就義者“好漢”，“好漢”們也引吭高歌。屠刀一落下，舉國嘩然，可同時也堵塞了法國人的嘴。暗地裏，曾國藩又派人一一撫恤死者家屬[3]。地方官員張光藻、劉傑二人被革職發往黑龍江充軍。曾國藩就寫信給盛京將軍、吉林將軍，請求沿途予以照料；又寫信給黑龍江將軍，托付加意優待。此外，曾國藩還籌銀一萬余兩，作為二人贖罪之費。

曾國藩自然料到自己忤逆民意大開殺戒，必將得罪輿論。但是他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但是他沒有料到，自己從此由道德聖人淪為舉國口誅筆伐的對象。“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虎坊橋長郡會館中懸掛的曾國藩“官爵匾額”被人擊毀。湘籍士大夫集會，一致決定將曾國藩名籍削去，不承認他是湖南同鄉。一個舉子撰寫了對聯，刻薄挖苦曾國藩：“殺賊功高，百戰余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湘軍出身的王闿運對曾國藩也不理解，寫信給曾國藩說：“國體不可虧，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圖之鞏固，華夷之畏服，臣民之歡感，在此一舉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謀，何以報大恩於先皇，何以輔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懲乎天下後進之人！”在王闿運看來，曾國藩辜負皇恩與百姓，簡直就是個士林敗類、朝堂奸臣。

可是，激怒的同胞們似乎忘記了所有的措施都是經過朝廷“恩準”的。除了曾國藩這些無奈又嚴酷的措施，旁人身處他的位置又會如何作為呢？

曾國藩遭到了全國上下的唾棄，頃刻間從政治巔峰加速滑落。他的身體狀況也更加糟糕，眩暈加重，每日有精力的時間越來越短。可是他還不能休息。天津教案尚未完全料清，朝廷又急令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原來，前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亡。這被普遍認為是一起政治謀殺，兩江地區出現動亂征兆。慈禧太後又要曾國藩去當救火隊員，推他進入滿布荊棘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