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一書中，“內城編”分量最重，此次編撰《北京口述歷史》，依然未改初衷，內城部分的口述，也依然以旗人後裔為主，這與清代以來京城的歷史緊密相關。

對於清代京師旗人的生活狀態，我選擇用“超穩定”一詞來描述，並以此來與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南城居民的“流動”狀態相對比。而京師旗人的這種特點，則與有清一代在京城維持數百年的八旗制度緊密相關。

城墻被拆之前的北京城呈“凸”字形，分成內、外兩部分，內城在北，平面呈東西較長的長方形；外城在南，亦稱南城，東西各寬於內城500米有余。

1644年清軍入關，定都北京。沿襲歷代北方諸族的舊俗和統治需要，在京城內實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經過順治五年至六年間(1648—1649年)的大規模清理，原來居住在內城的漢人無論官民被盡數驅趕到外城居住。注2內城從此成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貴族、官兵的聚居區。京城獨特的旗民分駐格局由此形成。

清朝統治者將北京視為他們的根本命脈所在，八旗額兵二三十萬，隸於京師的就有十余萬之眾。本著“居重馭輕”的用兵原則，將八旗精銳悉聚京師，平時鎮守中央，承擔著從四面拱衛皇城的重任，有事調集出征。“禁旅”，注3又稱“京旗”，在八旗內享有高於外省駐防的重中之重的政治、軍事地位。

京師八旗官兵均根據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體方位是：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清廷還以皇城(紫禁城)為中線，將八旗劃分為左、右兩翼：鑲黃、正白、鑲白和正藍四旗位於城東，為左翼四旗；正黃、正紅、鑲紅和鑲藍四旗位於城西，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區內又分汛地，汛地內又設堆撥，汛地與堆撥之間設立柵欄，京城的九座城門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時啟閉，清廷還將明朝時建立在城內的會館、戲院悉數遷出，嚴禁在城內開設戲園賭場，使整個北京內城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兵營。這樣的居住格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盡管在清中葉以後，八旗禁旅的軍事職能逐漸減弱，旗與旗之間的變動也逐漸增多，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對京城實行大規模改建之前，仍然依稀可辨。

八旗將士是清廷的統治基礎和工具，為使他們專心當兵效力疆場，清廷從入關伊始，就為八旗制定了旗餉制度，八旗甲兵的餉米，都需從江南一帶通過漕運送至京城，每年漕米的額數約為四百多萬石，均貯於京倉之內。京城共計十三個倉，其中內城七倉，即祿米倉、南新倉、海運倉、北新倉、興平倉、富新倉和舊太倉；還有城外四倉以及通州的中、西兩倉。八旗餉米均由京城倉內放領，當時人將其稱為“鐵杆莊稼”。按規定，京師旗兵中第一等的領催、前鋒每名每月的餉銀為4兩，第二等(也是人數最多的)馬甲為3兩，第三等步甲為2兩，也有1兩者。餉米為每名歲米24斛。在清初，這樣的收入與七品官不相上下，足以養活一家數口。“當兵食糧”從此成為旗人的唯一職業，這使八旗人丁成為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朝廷，受其豢養而喪失獨立性的工具。既然當兵挑甲成為唯一職業，所以將訓練、作戰置於首位，清廷完全以對待士兵的要求來對待八旗披甲，由此產生了對他們的一系列束縛，諸如不能離城四十裏居住、不得任意告假外出，乃至不得務農經商，等等。乾隆朝時就已有人指出，這是“數十萬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之徒”。注4

然而，清初兵餉雖稱優厚，但畢竟兵有定數，餉有定額，不可能無限增加，而八旗人口卻呈不斷上升之勢，清廷有限的財政無法負擔日趨繁衍的八旗人口，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又腐化了旗人的本質，於是出現了越來越多得不到食餉份額的“閑散”(亦稱“余丁”)，生活無著，貧困人口激增，導致清代出現特有的“八旗生計”問題，北京城內湧現大批生計無著的窮苦旗丁，到清末民國時期，他們的生活已瀕臨絕境。

“八旗生計”不是我們這部口述史的主題，不贅。這裏要強調的是，有清一代三百年，旗人，包括宗室王公和普通八旗官兵，也包括八旗滿洲、蒙古與漢軍，一直占據著京師內城的最中心位置，是居住於京師內城的主要群體，也是京城中最穩定、最封閉的一個族群。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歷經百年歲月的醞釀磨礪，形成了頗具特色的京城文化，這在滿族著名作家老舍未完成的作品《正紅旗下》中，有著真實和生動的體現。即使在清朝覆亡、八旗解體之後，他們的語言、習俗、信仰乃至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持續不斷地對北京城市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既深遠又厚重，絕非“提籠架鳥”可以一言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