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轟動中外的大劫案

這個故事，說的是一樁劫持案。

這不是一樁普通的劫案，從某種程度上說，堪稱“民國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正在津浦鐵路上疾馳。

在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能坐得起這列列車的人，依舊不多。這列列車是時任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訂購而來，車廂為全鋼打造，外面漆著藍漆，俗稱“藍鋼皮”——在當時整個遠東地區，這樣的列車只有一列。

車好，自然票貴。

1924年，四川文學家吳虞，從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兒，曾搭乘過一段津浦線上的這列火車，連火車票在內，一共在火車上花費了49塊大洋。

49塊大洋在當時是什麽概念呢？在當時的北京，一塊大洋，可以訂半個月的牛奶，或買2斤鮮羊肉，或買20斤大米。

由此可見，當時能坐這列火車的，都是些什麽人。

“藍鋼皮”列車的另一特征，就是車窗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這列“藍鋼皮”。

“藍鋼皮”分一、二、三等車廂，一等車廂由一間間的軟臥構成。能買得起一等車廂車票的，多半是外國人，當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中國生意人。

那一晚，在“藍鋼皮”的一等車廂裏，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贊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是來參加中國關稅會議的。而另一群外國人，如《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蘇裏新聞報》駐遠東記者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是到山東境內采訪的。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約翰·鮑威爾，在中國已經待了8年，很自然獲得了一個稱號：“中國通”。作為一位媒體界人士，鮑威爾一直保持著一個良好的習慣：到哪裏都喜歡記上一筆。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個習慣，我們後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後發生的所有故事。

約翰·本傑明·鮑威爾

那一夜，鮑威爾在一等車廂裏和同車廂的法國人貝呂比閑聊。他告訴法國人，火車現在剛剛進入山東境內，目前處於三省交界處，是土匪的“天堂”。

“我們現在正處在土匪窩裏呢！”

在一陣哈哈大笑之後，鮑威爾和貝呂比洗漱完畢，在淩晨2點左右，昏昏睡去。

淩晨2點50分左右，伴隨著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整列列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和顛簸，鮑威爾從夢中驚醒，趕緊掏出了手槍。

一群中國人拿著槍闖進了一等車廂，一個羅馬尼亞人（一說為英國人）抄起手邊的茶壺扔向了對方，換來的是幾聲槍響——他被當場擊斃。

鮑威爾立刻選擇交出手槍。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國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這位小姐，名叫露茜·奧爾達裏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後來她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國人質的意思。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質，被稱為“本票”。

在遇劫之後，車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隊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車票——那張小小的車票，此時成了衡量他們身價的唯一憑證：三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2000塊大洋的贖金；二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1萬塊大洋的贖金；頭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3萬塊大洋的贖金。車票丟了怎麽辦？沒關系，就按頭等車廂贖金計算。

至於洋人，不分幾等車廂，統一價格：一人5萬塊大洋。

人質們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土匪們完成了車廂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輕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犢崮”，在嶧縣、臨沂、費縣、騰縣四縣交界處，高約800米，是周圍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頂平坦，有良田400余畝。當初為了耕種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農民只能抱小牛犢上崮，養大後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犢崮”。

抱犢崮如今已被開辟為國家森林公園，距棗莊市駐地23公裏，面積達665.5公頃，為AAAA級景區

這時候，天色已經微亮，露茜小姐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數：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著舊式的日制槍械。

那個下令上山的年輕土匪，身邊大概圍著300個左右的隨從，露茜後來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所有土匪的頭目，他的名字，叫孫美瑤。

孫美瑤，山東北莊鎮（今棗莊市山亭鳧城鄉）白莊村人，生於1898年。孫美瑤的胞兄孫美珠聯合各地方武裝力量和各省饑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犢崮“紮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與官軍圍剿的交戰中，孫美珠被殺，孫美瑤繼任為“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