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向書本宣戰

我發現寫歷史越來越難了。我就像一個自幼受訓做小提琴手，可是到了35歲的時候忽然有人給我一架鋼琴，並要求我像克拉威爾那樣當演奏家，理由是“鋼琴也是音樂”。我學到了某一個領域的技藝，卻不得不用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去。我所學的是從一種確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發，觀察過去發生的一切事件，這是一個由皇帝、國王、大公和總統，在國會議員、政府大臣的輔佐下較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輕的時候，上帝仍然是人們心中天經地義的萬物之尊，需要用最高的崇敬和禮儀來對待。

後來，戰爭爆發了。

事物舊有的秩序被徹底打翻，皇帝、國王被廢黜，負責的大臣被不負責任的秘密委員會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國的大門被委員會的命令正式關閉了，一個已死的經濟學雇傭文人被宣布為所有古代先知的繼承人。

這一切當然不會長久，但是文明要花費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恢復元氣，那時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時，我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東西，但這並不容易。

就拿俄羅斯的問題來說吧。大約20年前，我在那塊“聖地”待過一段時間。我們拿到手的外國報紙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版面塗滿了一種黑乎乎的東西，人們習慣地稱之為“魚子醬”。這些東西是小心的政府為了不讓心愛的臣民看到某些內容而塗上去的。

人們普遍把這種監督看成“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復蘇，讓人難以接受。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保存了幾份塗著“魚子醬”的滑稽報紙，以便拿給國內的人看，讓他們知道聞名遐邇的俄國人實際上是多麽的愚昧與落後。

後來，偉大的俄國大革命到來了。

在過去的75年中，那位俄國革命者始終在大聲疾呼，他是被迫害的倒黴蟲，一點兒自由都沒有。作為證據，他指出，所有傾心社會主義事業的雜志都受到了嚴密的監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劣勢者轉而成為了優勢者。那麽，又怎樣了呢？得到自由的朋友們取消了報紙審查嗎？根本沒有。他們關閉了所有不對新主子說好話的報刊，把許多他們不中意的編輯送到了西伯利亞或天使長那裏（除此之外，並無選擇的余地）。總之，他們表現出的專制要比“小白父”為害四方的部長和警長表現出的超出很多很多倍。

我是在一個相當自由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這個社會信奉彌爾頓的格言：“按照我們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發言和自由地辯論，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如同電影中說的“開戰了”，於是《登山寶訓》被列為親德國的危險文件，不允許在千百萬國民中自由發行，編輯和印刷商膽敢出版就要被罰款或者監禁。

看到這種情形，真覺得更明智的選擇應該是放棄研究歷史，改行寫短篇小說或者做房地產生意。

但是這樣做就等於承認失敗。所以，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工作，盡量讓自己記住，在一個十分規範的國家裏，每個守法的公民都有去說、去想、去發表他認為正確的東西的權利，只要他沒有妨礙別人的幸福與舒適，沒有違背文明社會的良好禮儀，沒有觸犯當地警察當局規定的任何法規。

當然，這會使我被列為一切官方檢查制度的敵人。但是依照我的個人之見，警察當局應當留心那些靠色情內容牟利的報紙和雜志，至於其他的，誰愛印什麽就印什麽好了。

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不願意浪費精力，而且我非常熟悉近500年來的歷史。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對文字和言論的暴力鎮壓，從來沒有得到任何益處。

胡言亂語就好比是炸藥，只有當被放進密閉的狹小空間，並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況下突然受到沖擊時，才會是危險的。一個滿腦子半生不熟經濟學思想的倒黴蟲，如果任由他去演講，也吸引不了幾個好奇的聽者，恐怕還會被人嘲笑一番，說他瞎費工夫。

還是這個人，如果被大字不識的粗魯法官戴上手銬，關進監獄，判處35年單獨監禁，他就會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最後還會被推崇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記住：做壞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犧牲的烈士一樣多，前者都是些狡猾至極的家夥，沒有人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麽。

鎮壓

因此我要說，讓他們去說，讓他們去寫吧。如果說的是至理名言，我們當然應該聽一聽；如果不是，它們很快就會被忘記。希臘人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帝國時代之前的羅馬人也是這樣做的。但是自從羅馬軍隊的總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庇特的後裔，成為一個半人半神的人，遠遠地離開了普通凡人，情況就變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