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怎樣形成的

文字的誕生是人類從蒙昧、野蠻時代走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中華民族早在5000年前就進入文明社會，漢字的早早誕生功不可沒。

關於漢字的起源，眾說不一。大致有如下幾種：

結繩說

結繩是一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戰國時期的著作《周易·系辭下》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東漢文字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敘》中也有“接繩而治”的說法。東漢經學家鄭玄的《周易》注說：“古者無文字，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西南邊陲雲南還有結繩記事的情況存在。顯然，結繩還不是文字，它並沒有記錄語言。不過，結繩無疑是漢字誕生之前的一種替代記事方法。

古代陶器上的刻畫符號

契刻說

這是與結繩說相提並論的傳說，也是古代廣泛地使用過的方法，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的“契”。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種痕跡、記號，即是契刻。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來記錄數目。人們訂立契約關系時，數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因素。於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一定的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的“契約”。這就是古時的“契”。後來人們把契從中間分開，分作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二者吻合為憑。

關於古代契刻的情況，《列子·說符》記載有：有個宋國人，在路上拾到一個別人遺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來，並偷偷地數契上刻的齒數，以為這些齒數代表的錢數不少，非常高興，情不自禁地對鄰居說：“我很快就要發財了。”這段故事說明古代的契上刻的是數目，主要用來作債務的憑證。

倉頡造字說

關於倉頡造字的說法影響最大，古代典籍有很多記載。《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講：“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後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鯀作城。”《荀子·解蔽》有：“好書者眾，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又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應，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簡化文字，命用小篆編寫識字課本，於是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西漢時改為隸書，合為一本，仍稱為《倉頡篇》。

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傳說他有四只眼睛，他看見地上的獸蹄、鳥爪的痕跡，獵人根據這些痕跡告訴他是什麽獸、什麽鳥留下的，倉頡受到啟發，想到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畫出圖像，大家就都能認識了。於是倉頡開始注意仔細觀察各種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雲、山、河、湖、海，以及各種飛禽走獸、應用器物，並按其特征，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到了漢代，倉頡被神話，《淮南子·本經訓》中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為，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爭著去做賺錢的商人，辛苦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給他們救急；而鬼也怕變機靈了的人用文字來治他們，所以夜裏嚎哭。但倉頡造字說是到戰國末期才有的，那時人們並不太相信，所以《易》裏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的。“後世聖人”可能是許多人，因為文字不太可能是一人獨創出來的。作為記錄語言符號系統的文字，是先民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不斷創造、逐漸積累而形成的。各朝代都有新字，後一朝代的字數要比前一朝代的字數有所增多，就足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氫、氧、氟、氮、鎢、矽”等字，就是近代才產生的。

倉頡造字的傳說雖近於神話，但合理的地方在於，這就是文字從日、月等圖畫中來，最早出現的文字是圖畫文字，也可說是象形文字。同時，把史官和整理漢字聯系起來，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漢字由原始文字發展至成熟文字的過程中，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巫和史，大概起過重要的作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顯然與巫、史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河圖洛書與八卦說

這種傳說認為文字是神的恩賜，這可能是獨立發展的文字所共有的說法。相傳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始祖伏羲即根據這種“圖”和“書”畫成八卦，創始了炎黃文化。因此，古時常把龍馬、神龜與圖、書結合一起的圖畫來象征我們文化的古老源頭。“河出圖、洛出書”只是初民的神話，它可能反映文字或先於文字的某種符號最先發生在河洛一帶，但並不反映文字的真實起源。後世宣揚的文字神賜說，則是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