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何去何從（第3/4頁）

等曹操帶著一身的塵土、一身的血汙回到酸棗大營的時候，看見大營裏面的各路諸侯在幹什麽呢？“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也就是說整天都在開Party，泡酒吧，打電子遊戲！曹操實在是忍無可忍，說國家民族已經到了這個份上，你們還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憤地說：

“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

我為你們這些人感到恥辱！還是沒有人聽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報國無門。

曹操為什麽再一次感到報國無門？因為曹操已經看出，當時那些割據一方的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膽小怕事、無所作為的人。東漢王朝已經不可救藥，天下大亂已不可逆轉。即使不亂，腐朽的朝廷和官場也不需要什麽“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選擇他的人生道路。那麽，曹操做後選擇了一條什麽路呢？

曹操的選擇是自己幹。

實際上對於曹操人生道路的選項歷來是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許劭說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另一種說法見於《世說新語》，據說是橋玄說的，說法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所以當曹操處於亂世的時候，他其實是有兩個選項的：一個是英雄，一個是奸雄。但是我認為至少，從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這十年當中，曹操不愧為“亂世之英雄”。因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微弱的一己之軀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說還有人的話，那就是孫權的父親孫堅，但是孫堅的謀略顯然不如曹操。

那麽在這十年間曹操幹了些什麽事呢？三件事：一是略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這三件事情都與黃巾起義有關系，那麽黃巾起義我們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但是在曹操他們看來，卻是必須予以剿滅的反賊。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候，黃巾軍趁著帝國的官僚、將領、諸侯們爭權奪利的時候發展壯大起來了，於是在公元192年聚集在青州的黃巾軍進入了兗州，兗州刺史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結果被黃巾軍所殺。這個時候鮑信和陳宮就請曹操來代理兗州牧，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後就跟黃巾軍作戰，最後戰敗了黃巾軍，黃巾軍向曹操投降。這個黃巾軍是個奇怪的軍事組織，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部隊，它還有隨軍的家屬和農民，就是當時的青州的黃巾軍戰鬥員是三十萬，隨軍家屬和農民加起來一共是一百萬，而且還帶著農具和耕牛。那麽曹操接受了黃巾軍投降以後，就把當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編成一隊，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兗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據地；收編了青州軍，曹操就有了戰鬥隊。

但是曹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麽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養活？這個時候他的一個重要的謀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個戰略性的意見。毛玠說：

“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民生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國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毛玠的這一段話，我認為可以稱之為曹操版的“隆中對”，他是從一個很高的角度對曹操提出了一種戰略性的意見。毛玠說現在國家的局勢是什麽樣的？天下大亂，四分五裂，國本動搖，皇帝被人劫持著走過來走過去，經濟崩潰，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樂業，災難流行，又是天災又是人禍。那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最重要的就是做這樣一件事情：第一要把現任皇帝把他安定下來，國本就保住了，然後自己發展自己的實力。毛玠的這個曹操版的“隆中對”世紀上講出了這樣兩個道理，就是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你要成就一番事業，也就是他所說的霸王之業，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正義，二是實力。而實力當中首先是經濟實力，戰爭確實拼的是武力，但是戰爭武力比拼的背後是經濟實力的支撐，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支持，你這場戰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贏，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嘛，所以你必須修耕植、蓄軍資。除了經濟實力的比拼以外，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還要比拼政治實力，政治實力靠什麽呢？靠正義的旗幟，你必須表現自己是師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義之師，至少你必須有一面正義的旗幟。

所以毛玠的這個建議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包括三個內容：“奉天子”，就是整治策略；“修耕植”，就是發展農業生產，這是經濟策略；“蓄軍資”，這是軍事策略。這番話說下來以後，曹操非常地高興，《三國志》用了四個子，叫做“敬納其言”，馬上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