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訓所在 皇權本是鐘擺（第2/2頁）

沒錯，善待士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麽請問，還能搞文字獄嗎？不能。對翰林學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經常會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藝術作品中尋找謀反的證據，則將為士林所不恥。據說，蘇軾寫檜樹的那兩句詩，在獄中也曾被問起。蘇軾回答，王安石有詩雲：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我這個龍也就是他那個龍。辦案人員聽了，不禁為之一笑。[16]

顯然，抓住只言片語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這是共識，也是必須堅守的底線。因為大家都要寫作，誰能保證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為政敵蘇軾說話，恐怕就因為有此共識和底線。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視，則因為他們在需要集體捍衛士大夫尊嚴的時候，做了可恥的事情。

神宗當然丟不起這個人，更怕丟了江山。實際上從太祖皇帝開始，趙宋官家就很清楚他們那個靠欺負孤兒寡母得來的政權，其實沒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又要維持，就只能講正當性。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則是正當性之一。皇帝們對文官集團客客氣氣，固然由於教養，心虛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虛了呢？

對不起，就會像後來的徽宗那樣，胡作非為。

可見，這種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連士大夫們的堅守也靠不住，否則王珪之流怎麽會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麽會連聲喊殺？皇帝的決策就更是只看怎樣才有利於鞏固皇權。所以，盡管神宗並不打算深究蘇軾，卻也不對禦史台喊停。他對王安禮的解釋是：此案畢竟是禦史告發。為了保證言路暢通，只好讓蘇軾暫時受點委屈。

這個細節值得注意，因為以前不是這樣的。熙寧八年閏四月初八，一個不怎麽樣的禦史請求辭職，中丞鄧綰為了留住他，上書稱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著王安石和呂惠卿笑。一貫謹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則說：剛才惠卿已經改成“資性頗邪，終始如一”了。這時的君臣同僚之間，還真有點一家人說說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罷相之後的朝廷，卻變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證言路暢通，也絕不是為了民主決策或言論自由，而是為了自己集權。為此，他把言官和諫官都變成了鷹犬，只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咬錯人也沒關系。

烏台詩案，當作如是觀。

何況帝國對於何為誹謗，何為勸諫，從來就沒有過嚴格的界定，結果便只能憑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連統治是否開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沒有譜。因為皇權本是鐘擺，往左擺到底就是專制，往右擺到底就是動亂，正好停在當中就是開明。但，能不能停在當中，能夠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馬光，當然也不知道。

[9]見（南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九《讀詩讞》。

[10]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月乙卯日條。

[11]見《宋史·蘇軾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條，參看李燾《長編》卷四百九。

[12]據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烏台詩案四年後，神宗曾經打算任命蘇軾知江州，未果。

[13]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一、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條。

[14]見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

[15]見（宋）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

[16]見（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東坡五。

[17]見李燾《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己亥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