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根本所在 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面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只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家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向遠方。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據說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即便有了壞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苦中取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既憂患又樂觀，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是兩個基本點，也是兩只翅膀。

那麽，希臘的翅膀是什麽？

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成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紀前後出土。《幾何原本》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左右，被認為是歐幾裏德結合前人成果以及其個人創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書共十三卷，以演繹法作為基本理論，總結了平面幾何五大公設。它是歐洲數學的基礎，在兩千多年間，被譽為歷史上最成功的教科書，更成為嚴密思維的範例。

安提基特拉機械建造於公元前2 世紀左右，目前已發現82 塊殘骸。這件古希臘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齒輪裝置。通過研究殘骸上的齒輪，結合鐫刻的希臘銘文操作手冊，已證實這個機械裝置不僅能計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還可以預測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也是人類童年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欲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只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滿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4]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分別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一個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

[3]此節論述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

[4]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