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7章 道德困境（第2/3頁）

郭可補充道：“這事真的特別感謝張馨藝，沒有她的資助，這部片子可能就拍不出來了。《二十二》拍攝完後，我想在片頭加上出品人張馨藝，可是她拒絕了，她說，她並沒有給這部作品進行投資，也沒想掙錢，完全是幫忙，說她是出品人不合適。”

聽到這裏，張然對整個事情大致了解了，心裏頗為感動，看著張馨藝微笑道：“馨藝這孩子咋咋呼呼的，給人傻乎乎的感覺，但其實內心是很柔軟的，而且特別仗義！”

張馨藝就道：“張老師，你這是誇我還是罵我啊？”

張然笑著道：“當然是誇你了！你能資助這樣的電影，能夠為這件事奔波，真的是在做一件特別了不起的事。作為老師，我為你感到驕傲！”

張馨藝沒想到張然會這麽說微微一怔，隨即笑了：“張老師，那你願意幫我們了？”

張然笑著點頭道：“你都能毫不猶豫的掏百萬資助這部電影，我這個做老師能不幫忙嗎？”他看著滿臉喜色的郭可道：“說說這部電影吧，你是怎麽拍的，你又是怎麽想的？”

郭可知道張然是想聽自己的創作理念，簡單的講了起來。在去采訪之前，郭可覺得就像普通紀錄片那麽拍。但當他們開始拍第一個老人的時候就把所有的劇本扔了，覺得沒有必要用這個東西了，應該真實反應老人現在的生活。在電影中老人們沒有自揭“傷疤”，或者向鏡頭哭訴自己內心深處的痛苦，電影裏也沒有戲劇化的橋段和沖突，只有老人最克制、最溫和的日常生活。

聽到郭可的陳述，張然知道這是什麽樣的電影了：“其實拍這種題材作品，會有道德上的困境，會有很多人認為，是二次傷害，甚至販賣傷痛。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在美國就有影評人批評電影讓公眾此後可以心安理得地走進電影院去消費大屠殺主題了。電影在歐洲引發的爭議更大。《浩劫》導演朗茲曼批評斯皮爾伯格把大屠殺主題引入了商業消費，用戲劇化手法和好萊塢的寫實主義暴力去再現大屠殺這個不可被再現的事實。戈達爾也是類似的觀點，罵過《辛德勒的名單》很多次。

不過我不認同他們的觀點，歷史是需要人們去記憶的，你不去拍攝和記錄怎麽保住歷史？如果人們把這段歷史遺忘了，那才是對受害者的最大褻瀆。我現在都不敢去見戈達爾，因為我現在拍的電影有大屠殺的內容，戈達爾可能會罵我，而我會跟他對罵，我怕把這老頭氣出個好歹來，於是，幹脆就不見他了！”

張馨藝他們聽到張然這麽說，都哈哈大笑起來。

等他們笑過之後，張然看著郭可嚴肅地道：“在電影史上，有部電影因為一個鏡頭引發了過巨大爭論。意大利著名導演吉洛·彭特克沃在1959年拍了電影《零點地帶》，在法國上映後，引起了《電影手冊》影評人雅克·裏維特的憤怒。影片描寫了一位意大利少女在集中營中試圖逃脫的故事，但最終她選擇了自殺。裏維特批評了主人公自殺時，導演的平移鏡頭是道德的卑劣，因為在呈現集中營裏的成堆屍體之後，鏡頭被推向高處，落在一個張開手臂的天使雕塑上，裏維特認為這是對死者的褻瀆。

這場批評效力是持久的，後來歐洲評論界對《辛德勒的名單》、對《美麗人生》的批評就是這場風波的延續。裏維特的觀點我倒是比較認同，在大屠殺這種嚴肅題材面前，任何微小的攝影機動作都不是無辜的，藝術家意圖必須是清晰的。在這種嚴肅題材面前，藝術家必須放棄中立，讓位於道德立場，在人道主義災難面前，藝術家沒有道德回旋余地。

陸釧的《南京南京》就是這個問題，他認為以東瀛兵為主角更藝術，但在觀眾看來他立場有問題，所以罵得特別厲害。對任何一個導演來說，拍這種題材都要深思熟慮，你的拍攝角度是什麽、立場是什麽、電影視聽語言的運用等等，都必須深思熟慮，每一點都盡量做好。”

郭可聽到張然這麽說，不由問道：“導演，你是不是覺得我們這部電影有問題？”

張然搖頭道：“我覺得選擇的角度很好，而且沒有用功利心去面對她們。不過這個電影放在春節档、賀歲档都不合適，觀眾節假日一般不願意看特別沉重的電影，放在暑期档比較好。從現在到明年暑期档還有一年。我覺得你是不是能再沉澱一下，看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你剛才說了，拍攝的時候是二十二位老人，現在只剩下十多個。這部電影可能是最後一部直接采訪她們的紀錄片，那我覺得你有責任把電影盡量做到最好。如果需要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我們可以提供。”

一直在旁邊傾聽的張婧初補充道：“張然在04年11月，張純如自殺後就決定拍這部電影，但他準備了十年才敢動手，就是覺得這樣的題材自己有責任把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