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大學同學匡開平出差經過這裏，一見面就說：“算一算畢業都八九年了，這八九年的！”又說：“我專門來看你，明天就走。飛機票都訂了。”見了老同學我很不好意思，這麽多年也沒混出個名堂來。我不想帶他到家裏去，就說住得很遠。他說：“也不讓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嗎？”我說：“還不是那個樣子，一張臉，兩個鼻孔兩只眼。”我和許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會暗中笑我。他看了我滿桌子書說：“在機關還看業務書，少見。還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書。”我一問，知道他當處長了，許小曼在部裏也當處長了。我計算著帶他到外面去吃飯，就說出去有點事，回到家問董柳要錢。董柳說：“充胖子吧，到家裏吃吃算了。”我說：“這個胖子是打腫臉也要充的。”她把錢給我，我說：“晚上沒回來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興說：“家裏又不遠。”我說：“知道你是想跟老子睡了。”她說：“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繡了花。”回到辦公室見尹玉娥正跟匡開平說什麽，我一進去，她的聲音像被刀砍斷了似的，掩飾地望了我笑笑說：“來了嗎，來了。”我想這條長舌頭又在說什麽了。我帶匡開平去吃飯，說到許多同學的境況。吃完飯他搶著把錢付了，我說：“就這樣掃東道主的面子？”他說：“你也別替我著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開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搶著把房錢交了，我說：“什麽意思嘛。”他說：“先公後私，公家的錢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間，當年的同學，在這些細小之處，就看出差別來了。人在那麽個份上，錢也跟著在那麽個份上，這也是遊戲規則。他這麽幾次搶著付賬，我覺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沒分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請大徐開車送他去機場，多少也挽回一點面子。他靠在那裏丟過來一根煙。我吸著煙說：“有時候抽一根，覺得煙也是個朋友。”他說：“我就少不了這根煙，寂寞了點根煙，就有了氣氛。”他告訴我明年是大學畢業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學準備聚會，問我去不去。我說：“我不去我不成了人民公敵？我以後還打算在同學面前做人嗎？”他說：“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問我最近幹些什麽，我怕他心裏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計劃和思路說了一下。他似乎有點興趣，跟我討論起來。說到按現代分析方法進行中藥分類，他還問了幾個細節問題。他說：“其實我在機關多少年都沒想過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誰和誰是怎樣一個關系，你不把關系吃透，隨口講一句話就壞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將來我們同學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們都是混混。”他只字不提我現在的處境，這使我感到更加慚愧，自己竟成了一個忌諱的話題。這種慚愧使我意識到，自己其實也還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無法理直氣壯。一個人在精神上再堅挺，也不能創造一套價值來對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樣被裹挾著，隨波逐流。我自認為傲視世俗，人格根柢卻不深，在不覺之中總是用了流行的標準與別人交流。我們說話說到很晚，他當了官也並不像我們廳裏的官，有一套徹底的官僚氣質和思維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對他說了，他說：“誰在本單位，潛意識中都有一種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請大徐送他去機場，分手時我說：“明年聚會一定通知我。”他說：“其實聚會吧，也就是聚聚會而已，就那回事。”

後來聚會的消息不是匡開平通知我的，是許小曼，她把電話打到我的辦公室來了。這麽多年沒聽到她的聲音，我的心跳得厲害。她告訴我聚會提前了，因為有兩個同學從日本回來。她要我星期五趕到，又問我坐哪趟車，我還沒想好她就說：“就坐四十八次。”放下電話我想，到底是當領導的，作起決定來就是幹脆。這麽多年不通音信了，她竟沒有問一問我現在可好，這叫我有點不舒服。可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麽回事，不問實在是體諒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總得帶幾百塊錢，問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的舍不得。我到監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塊錢，她馬上答應了。晚上我對董柳說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說：“別人跑膩了，就輪到你身上來了，你說我講得對吧？”我說：“那肯定是對，因為是你講的，你是常對將軍。”她說：“輪到你不會是什麽好事，絕不會是去見部裏的領導，你說我講得對吧？”我說：“講得對，太對了，怎麽會這麽對呢，不是董柳誰能對得這麽厲害？”

下了火車我往出站口走，聽見有人在叫我：“大為！大為！”一看竟是許小曼。我沒想到她會來接我，心中一陣溫暖一陣感動，我沒想到自己竟還是一個值得別人來接的人。她從人叢中擠過來說：“我找到那一頭去了。”那一頭是臥鋪車廂。這使我感到非常慚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來的。這時忽然來了靈感，我說：“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臥鋪票都沒有買著，腳都坐腫了。”許小曼說：“大為你還是老樣子，一點沒變，時間怎麽把你給遺忘了。”我說：“因為我腦膜炎後遺症，不想事，不著急，無所用心。”我看她確實變了，不再是當年充滿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點中年婦女的跡象。我覺得自己應該說“你也一點沒變”，可說不出口，那太虛偽了，就說：“你也沒怎麽變，許小曼還是許小曼。”她果然很高興說：“是嗎？發胖了，孩子也有六七歲了。”出了站有車在等她，我說：“領導到底是領導。”上了車我等著她問我這些年的情況，反正是要問的，可她就是不問，當著司機的面我也不好問她。我們談到這個那個同學，就是不說自己。我們住在部裏的招待所，車進了大門我說：“在衛生系統這麽多年，還是第一次到部裏來，好像是個神聖的地方，你們天天在部裏泡著，我看著就像泡在蜜罐裏一樣。”她說：“你們廳裏經常有人來辦事。”這麽一說我知道她對我的情況非常了解，就說：“是那些當官的。”說了這句話我發現自己無意中卸下了一個包袱，把談話的障礙掃除了。她果然抓住這個話頭說：“還在中醫學會？”我說：“都四五年了。”說著下了車，她把我安頓到房間裏說：“我特地叫你早一天來。”又說：“有時候也要動一動腦筋，什麽東西都是想要才會有，而且想要就會有，你試一試。”我說：“沒那份天才，我還是寫幾篇文章算了。”她說：“文章要寫，別的東西也不能沒有。有了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嗎？”談到這個話題我很慚愧，可實在不能不談。她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決定別人命運的人，一種是命運被別人決定的人。”我笑了說：“這間房子裏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類型都包括了。”她有點憂郁地望著我說：“大為你跟我說話也耍貧嘴？”我本來想故作豁達掩飾自己的處境，她這麽一說，我意識到自己這樣就把她推遠了。我說：“那我們好好說話。我真的沒想到當年的許小曼有朝一日會當個處長，三十剛冒頭就當了處長。”她說：“說起來吧，處長就那麽回事，可什麽不是那麽回事？活著就是那麽回事，有那麽回事比沒那麽回事總好點。一個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個心思，他心思往左邊一轉，你就榮了，右邊一轉，你就枯了，一榮一枯，天堂地獄，想想自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吧。我們的大多數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邊轉，如果往右邊一轉，完了。有時候一個眼神不對你就完了，完了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完的。”我說：“這句話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歷史。我這幾年燒水都會燒煳，買鹽都會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給她說了。她聽了沒做聲，半天說：“大為啊。”我說：“其實我也不蠢，我明白怎麽操作才是正確的方向，總有什麽東西擋住了我，心裏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說：“我知道你，知道你。”忽然又笑了說：“對你我就不那麽繞著彎子說話了，我不怕說得你疼。從前有個農夫趕著一頭驢走在山崖上，下面是萬丈深淵。農夫鞭子打著驢要它貼著石壁走，驢偏要靠外邊走，怎麽抽它都不行。最後驢掉下了深淵，農夫嘆息一聲說，你勝利了，你勝利了！人那麽倔著其實就是這麽回事。”要別人這麽說，我早就踹他一腳了，但許小曼說了我沒反感，我自嘲地笑一聲說：“什麽時候尋把草來喂喂我吧。”她說：“你擋著自己幹什麽，該出手時要出手。”她淩空一抓，飛快地做了一個出手的動作，又縮了回去。我心中一驚，沒想到許小曼也有這麽一種姿態。我說：“沒想到許小曼也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她說：“誰也不是生活在雲裏，突然掉到人間來的，開始的時候，誰沒一點心理障礙？我們這些人，誰沒有一點驕傲？可守著這點驕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麽辦？要世界來遷就自己，那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