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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點，丁安邦副校長剛剛到辦公室，就接到馬國志的電話。

丁安邦問：“馬校長，有事？”

馬國志停了下，似乎正在和電話旁邊的什麽人說話。丁安邦聽著，卻不清楚。等了大概一分鐘，才聽到馬國志說：“是有事。馬上市委宏生書記和伊達書記要過來。”

“宏生書記？”丁安邦問了句。

“是啊，你準備下吧。我晚一點過去。”馬國志說著，就放了電話。丁安邦卻把話筒子一直握著。一邊握著，一邊大腦就飛速地轉了起來。

馬國志是南州市委黨校的常務副校長，從去年7月份起，因為身體原因，就很少到辦公室來上班。他住在市內，到黨校還有40分鐘的車程。剛才，馬國志校長說的宏生書記和伊達書記，是指南州市委一把手書記康宏生和副書記王伊達。王伊達本身就兼著市委黨校的校長，他到市委黨校來，是正常的事。每逢重要班級開班，他都要過來講話的。而康宏生書記親自過來，就丁安邦的印象，好像兩三年來，還是第一次。

丁安邦想著，放了話筒，坐下來，端了茶杯，輕輕地喝了口水。然後，又站起來，走到門邊上，伸頭朝門外的走廊上看了看，才又回過頭來，掩了門，慢慢地坐下來。他有一種預感，但是到底是什麽，他又一時說不清楚。

市委一把手書記突然到黨校來，如果是例行地檢查工作，電話早就應該安排了。現在不是，是突然地到來。這裏面……

丁安邦坐在椅子上，閉著眼睛，同時用手指在桌子上畫著。他在不斷地寫著“宏生”兩個字。寫著寫著，他有些肥大的腦袋，就開始向著後面傾斜，眼看著要傾到後面的椅子靠背時，又緩緩地回了過來。然後，他睜開眼，長噓了口氣：“唉，還不是……”

他嘴上念著，手卻已經抓起了電話。

“湯主任吧？”丁安邦問。

電話裏頭是個女人的聲音：“我是湯若琴，丁校長。”

“你馬上到我辦公室來一下。”丁安邦沒有在電話裏指示。他要當面來安排。現在有些事，你不當面安排，往往就辦不好。像康宏生書記來黨校視察，這樣的大事，一旦辦不好，豈不……

南州市委黨校，坐落在離南州市50公裏的鳳凰山腳下。黨校不在市區，這似乎是全國黨校的一個共同特點。南州市委黨校建於上個世紀50年代，最初是利用了當地一個大地主家的房子，臨時改建的。後來隨著時代發展，黨校也不斷修葺，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出當年的痕跡了。現在的南州市委黨校，是副廳級機構，現有工作人員兩百多人。校內建設也基本形成了規模，具備了高校的一切功能，從黨校到市內，專門開通了公交車。因此，黨校有2/3的職工，長期住在市內。而且，因為黨校特殊的性質，這裏經常會出現一種情況：一旦開班，熱鬧非凡；學員一走，鳥兒當家。雖然這說得有些俚俗，但是反映的情況卻很真實。黨校作為黨內培訓機構，面對的是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而廣大黨員，因為有各自的工作，因為有不同的情況，因此，黨校的學習始終是以“班”為形式的。對於各級黨校，又有著嚴格的職能界定。中央黨校，基本上是以省部級領導的培訓學習為重點，兼及廳幹。省一級黨校，則以廳局級幹部為重點，兼及縣幹。而地市一級黨校，重點則是縣處級幹部，兼及科幹。到了縣一級黨校，則只能開展科級幹部和更下層幹部以及入黨積極分子的培訓與教育了。就市委黨校來說，每年至少得辦上十幾二十個不同內容的“班”，但總體上是圍繞著“縣幹班”、“青幹班”、“科幹班”來進行。當然，也會穿插進行一些如“婦幹班”、“專題班”、“研討班”等等臨時班。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市委黨校還針對廣大黨員領導幹部渴望學習、追求進步的心理，開設了“研究生班”和成人教育班。但不管是什麽班，學習的時間相對於全日制高校來說，都是短而又短的。最短的一周，最長的也就4個月。

一旦開班，特別是“縣幹班”開班，黨校就成了一個小社會，一下子熱鬧起來了。然而，當班一結束，學員們一離開，黨校馬上就陷入了沉靜之中。黨校範圍大，連同後山，有上千畝地。除了山上的樹，黨校院子裏也綠化得很到位。學員們一走，鳥兒就出來了。一天到晚，鳥鳴不絕。經濟學部風趣幽默的延開輝教授，就曾戲謔道：“我反復研究了黨校的鳥兒叫聲，通過多年來的教育，它們的叫聲也已經成為‘主旋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