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防治工作全面升級 嶺西第一例“非典”（第3/6頁）

對於防非辦前期的工作，市委常委們給予了充分肯定，提出的幾個建議全部通過。但是對紀委的《緊急通知》，常委們有不同的意見，爭議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面。部分常委支持“完全披露信息”，另一部分贊成“不完全披露信息”，爭議雙方都是為了防止社會恐慌，分歧在於具體的手段。代市長寧玥是完全披露派，副書記楊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紀委書記濟道林原本贊同楊森林的意見，提前與侯衛東溝通以後，他的態度變得含糊起來。

侯衛東是列席人員，在沙州，所謂列席者，可以在被詢問時發言，但是沒有表決權。他是防非領導小組副組長、防非辦主任，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資料和豐富信息，由於不是常委，在實質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裏，失去了應有的話語權。只能聽著幹瞪眼，將一肚子主意藏肚裏。

常委們討論以後，市委書記朱民生定下調子：“既然大家對信息披露有爭議，省裏又沒有明確要求，我們不必太著急確定披露方式，當務之急是防非辦繼續做好工作，確保萬無一失。我強調兩點，第一，在《緊急通知》中暫時不提此事，信息披露改成信息報告的內容。對於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長提方案，侯副市長要盯著省防非辦，最簡單和最正確的方式就是他們怎麽辦我們就怎麽辦。”

侯衛東聽到朱民生給自己增加了責任，表面上一本正經點頭，心裏暗道：“我列席會議，沒有發言權，就是一個啞巴，隨便別人如何安排。”轉念又安慰自己道：“黨委和政府各自有職責，這是由體制所決定，我怎麽會有很憋屈的感覺，這種情緒不正常，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

朱民生顧盼自雄，他自然不會顧忌一位年輕副市長的想法，道：“第二，我在這裏強調工作責任制，每位常委、副市長都有自己的工作範圍，同時部分領導還聯系了具體的地區，不管是自己工作職責範圍內還是聯系的具體地區，只要出了事，擔負同樣責任。舉例來說，東城區若是有一起確診病例，但是沒有預防和控制好，東城區的東方勝和聯系東城區的常委，都要承擔相同責任。再比如，教育系統出了事，侯市長和當地地方領導都要承擔相同的責任。”

常委會決定的大事，由政府來執行，這是由體制所規定。侯衛東明白這個道理，也覺得無可厚非，可是離開會場後，總是感覺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塊小石頭壓著、堵著神經和血管，莫名其妙覺得不舒服。

平心而論，沙州市市委常委們多數還是挺尊重侯衛東的，在常委會前，濟道林副書記還特意來向他征求意見。可是，他作為政府副職只能列席最高決策層的會議，在會上只有旁聽權力和被動接受詢問。而最糾結之處是在研究防治“非典”問題上，他比任何有權發言的人都要了解“非典”是怎麽一回事，有一肚皮的意見，卻並不能進入最高的決策機構。

侯衛東曾經做過成津縣委書記，具有最終拍板權。此時成了副廳級，反而失去了拍板權，讓他頗不習慣。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權，上一級副職是必須經歷的過程。

“我今年33歲，一定要在35歲之前成為常委，在38歲之前成為正職，最差的表現應該在此屆結束成為副書記，否則我的年齡優勢將不復存在。”從會場出來，侯衛東對自己的人生再次進行五年規劃。

在嶺西，領導升職采取的是黨委和行政交錯上升的路徑。交錯升職有三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黨委和行政在體制上是分開的；第二個前提是黨政幹部實質上是一元的；第三個前提是黨委決策系統比政府執行系統在實際使用中要高半格。

具體來說，從鎮裏來說，鎮長幹得不錯再任黨委書記，鎮黨委書記要升官就可能當副縣長，副縣長幹得不錯就可以進常委，然後再升職當縣長，縣長幹得不錯才有可能當縣委書記。市、省一級的升官途徑基本如此。如此流動，使得政府系統幹部流動到黨委系統，即使是同級別流動，也被認為是一種晉升。體制內如此安排升職是有道理的，幹部先在政府系統歷練，經受實踐鍛煉，而被實踐證明能力更強、素質更高、經驗更為豐富的幹部得以進入黨委系統，從而使得黨委系統成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並保證了黨委決策的相對全面和正確。

自從當了成津縣委書記以來，侯衛東的政治理想就開始漸漸覺醒，他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胸中抱負，必須要在這個體制內有位置，否則說話等於放屁，更別談實現理想。

4月13日，首都收治的第一位非典型肺炎患者痊愈。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