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沒有閑職，只有閑人 還是要做事（第4/6頁）

同理，一人倒黴，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壓的對象，痛打落水狗嘛，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備來咬人，這是嶺西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也是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教訓。

帶著亂七八糟的思緒，侯衛東回到了頂樓的科委辦公室，坐下還未來得及喝茶，信息所王所長走了進來。

王所長四十來歲，梳著根大辮子，她的衣服仿佛還停留在80年代，坐在侯衛東對面，道：“侯主任，有空沒有？我給您匯報工作。”

中午那頓酒，周永泰在喝醉前，已將科委幾個人的情況基本上介紹了。周永泰介紹王所長時，對其工農兵學員身份進行了特別強調，侯衛東記得特別清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學才重新開始招生，但是當時上大學並不需要高考，而是推薦讀書。大學新生直接從工人、農民和士兵中推薦產生，報名者必須當過三年以上工人、農民或士兵。這就是“工農兵大學生”的由來。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額分配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再由他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一級一級地分到工廠、縣和連隊。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國人受過高等教育，而大學的錄取名額在中國許多地方不到適齡青年的1‰。在一些地方和單位，推薦過程中由於裙帶關系而腐敗變質。

1972—1976年，70%通過推薦上大學的學生是幹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本科學制從四年縮短到三年，由於在勞動中荒廢了學業，以及新生的水平參差不齊，一些教授抱怨說一些大學生水平還不如高中生。王所長就是一名工農兵大學學員，在科委這個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方，連中專畢業的同事都看不上這位工農兵學員。

侯衛東為王所長倒了一杯水，等著她說話。

王所長捧著茶杯，深有感觸地道：“我在科委陪了四個主任了，到辦公室匯報工作的次數也不少，只有侯主任給我倒了茶水。”

“給王所長倒水，是待客之道。”

王所長道：“‘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現在知識分子的地位總算是提高了，沒有黨的好政策，我們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這裏研究科學工作……”

她繞了一大圈，才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道：“侯主任，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如今才是副主任科員。以前每次調資評級，我都發揚了風格，眼見著就要退休了，仍然是副主任科員，請侯主任為老同志考慮具體問題。”她又道，“以前姚主任心胸狹窄，找到機會就報復我，算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說了。”

在嶺西的人事制度中，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都屬於非領導職務，與工資掛鉤。每個單位根據人數、級別等情況，分別有一定額數的非領導職務，如果職數滿了，即使有資格評上非領導職務，也要等著職數空出來才能依次遞補。

侯衛東並沒有直接回答，道：“我知道了，等到有條件了，會綜合平衡。”

王所長並沒有期望匯報一次工作就能解決問題，她熱情地道：“我們信息所是科委下屬單位，請侯主任抽個時間來看一看，指導工作。”

信息所王所長走了以後，侯衛東心中暗道：“這個信息所名不副實，連電腦都沒有，怎樣開展信息工作？”

坐在辦公室想了一會兒，侯衛東直奔三樓，他要去找分管科委的高副縣長，請他解決一些經費，為科委購買電腦。

到了三樓，他沒有與縣府辦聯系，而是直接到高副縣長辦公室。剛到了辦公室門口，秘書小林正好從高副縣長辦公室出來，見到侯衛東，客氣地道：“侯主任，請稍等一會兒，曾副縣長剛進去，兩位領導談點事情，你到我辦公室來坐一會兒。”

侯衛東就跟著秘書小林來到了縣府辦秘書科。小林是比任小蔚晚一年的選調生，剛剛到縣府辦時，時不時地還要到委辦來串門，與侯衛東也熟悉。他麻利地給侯衛東泡了茶，便搬了張椅子坐在侯衛東面前。

正聊著，劉坤拿著一份文件走了進來，進來就道：“小林，你這文件還要修改，第二段與第三段邏輯關系混亂，結尾沒有說清楚。”

小林站起來，恭敬地聽著。

“這篇稿子要得急，抓緊時間改一改，下班之前拿給我。”劉坤這時才把眼光轉向了侯衛東，問道，“侯主任有事？”

侯衛東平靜地道：“找高縣長。”

西裝、白襯衣加上領帶，讓劉坤顯得很是英俊，他擡了擡下巴，道：“高縣長三點半要開縣政府常務會，有事最好明天來找他。”這時他衣袋中的手機響了起來，他沒有再與侯衛東說話，接著電話便走出秘書科辦公室。

侯衛東跟隨祝焱這一段時間，在潛移默化之中，境界與青林鎮時相比大大提高，他無意與劉坤爭短長，只是平靜地對待所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