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自己的方式作別江南

中國的官員，一向都特別注重離開時百姓送行的方式，送萬民傘就是其中的一種。這種傘有百姓自發送的，更有官家花錢請人送的。許多不潔的官員，之所以舍得不惜重金雇人送“傘”，就是想借輿情讓皇上知道自己在當地的口碑。時至今日，老百姓以什麽樣的方式送領導離開，依然是檢驗領導在當地口碑好壞的試紙。

對此，我心裏沒底。

5月12日上午，我早早地來到辦公室，開始清理自己的物品。大約9點鐘，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媽和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大門。那位大媽見了我，一把抓住我的手，還沒開口說話眼淚就流了出來，泣不成聲：“哎呀寧市長，我早就應該來感謝您啦，前幾年聽別人說您調走了，直到昨天我兒子上網才曉得這幾年您一直還在江南。這一次看來您是真的要離開了，我對我兒子說，再不來見您一面，我良心上過不去呀！”

我仔細打量眼前的這母子倆，只覺得面熟，具體在哪裏見過，沒一點印象了。我扶著那位大媽坐在沙發上，給他們娘倆泡了茶，便努力回憶曾在哪裏見過。那位大媽似乎感覺到了我對他們已沒印象，便特意提醒了一下：“我就是五年前找您給我兒子安排工作的那位……”

經她一提醒，我恍然大悟。那一年這娘倆的確找過我。她兒子是雲夢文理學院的一名大學生，因就業困難，畢業後應征入伍當了一名士官。復員以後，民政部門將他分配到教育局，教育局以人滿為患、沒有崗位為由，遲遲不予安排。他們娘倆東找西找找了兩三年，求爺爺拜奶奶沒人理睬。正當他們走投無路時，有人給他們出主意：“最近市裏來了個寧助理，聽說蠻正直的，管教育還蠻有威信，你們可以去找找他。”他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便找上了我的門。

說實話，從心底裏我是很同情他們的，讀了大學又當了兵，理應安排的，之所以遲遲上不了班，就是因為沒有特殊關系。我理解沒有關系辦事的難處，所以接過那位母親遞過來的報告，對教育局長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長，做了一個批示：“請阮局長、柏柱副局長於本月安置到位。”簽完報告，我又特意給李柏柱副局長打了個電話，交代他無論如何要把這位大學生安排好。送走他們娘倆，我很快忘記了這事，究竟怎麽安排的，教育局沒給我反饋，我也不記得追問，時間一長，工作一忙，也就沒了什麽印象。

沒想到事情過去了五年，這娘倆還記得我。不等我問起他們的情況，那位大媽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打開了話匣子。她說，當年她拿著那份報告去找教育局，局裏的領導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熱情。本來像他兒子這種情況只能安排在工勤崗位，沒想到局裏居然給了他一個教師編，安排到白羊田中學教書。因為有了正式的教師身份，對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個重點中學的女教師結了婚，又在女方單位買了福利房，還生了一個大胖小子……

大媽說，我是改變他們一家人命運的大恩人，在我離開之前，她一定要帶著兒子來感謝我。她給我買了兩條藍蓋芙蓉王香煙，我死活不肯接受。大媽說，您不接受我就給您下跪。這句話讓我鼻子一酸，覺得中國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本來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應該得到的，卻在很多時候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種恩惠，為了官員們的一個“舉手之勞”，平白無故地要付出幾多淚水和幾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對千恩萬謝的母子，接下來要去會那幫陪了我五年的文友。手機接二連三地響起來，都是些和我預約請我赴告別宴的電話。這些電話有誠心誠意的、有假仁假義的、有純禮節性的、還有不懷好意的……因時間安排不過來，又怕傷了別人的一番好意，幹脆把手機關了，都不得罪。雲夢電視台《快樂客廳》主持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到處找我。原本我們約好了他們欄目星期六要為我錄一期節目的，題目都定了：《公民官員》。但組織部突然改變了我的身份，我覺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長的名義，在媒體中出現，所以就臨時決定不錄了。這樣一來，《快樂客廳》就要空档了。主持人打我的電話不通，只好親自趕到江南，費盡周折才在一間茶樓裏找到了我。她希望我能如約出鏡，我很無奈地拒絕了她。最終，她理解了我的難處，表示回去將向她們的台長鐘聲匯報。離開的時候看得出，她的臉上寫滿了失望。

聽說要送我離開，文友們到得很齊。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們選擇了一種最平常的方式送我：茶聊。從上午聊到下午，從白天聊到黑夜。

在江南待了五年，讓我最不舍的就是這幫文友。很難想象，在這物欲橫流的社會一角，居然還薈萃了這樣一群對文學充滿了激情的“純文學作品”。五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參加他們作協的年會，記得要進入會場得先經過一個公共廁所，那張“參加作協年會請直走”的路標，就貼在女廁所的“女”字旁邊。當時看得我的心都寒了：文學居然邊緣到了如此地步。後來，在我的鼓動之下，他們奇跡般地撐起了一本全彩印的文學季刊《平安》，讓沉悶的江南突然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