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市場經濟”，不是“市長經濟”（第2/2頁）

他不服氣，問：“市長是人民的父母官，怎麽能夠不負責任地表態呢？”

我覺得他又可憐又天真，怒其不爭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話有幾句能當真？你自己沒長腦子？他市長說不準再建一個服裝市場就不建了？只要市場有需求我投資商有勢力，市長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為。你是呷市長的好處呷習慣了，聰明反被聰明誤。切記，不管是什麽食物，甜過了頭總是有毒的。”

老魯點點頭，覺得在理。

“在這方面，你們都要向浙江的那個古老板學習。”我進一步給他“洗腦”，“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應市長在江南建一棟五星級賓館，並在工業園投資辦一家30萬錠規模的現代化紡織廠，條件是廉價收購市委市政府招待所，並以低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地價給他若幹畝土地供他辦廠，承諾每年可創幾千萬元的稅收，解決多少人的就業等等。等到市長一拍腦袋把價值數千萬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他，把工業園辦廠的地給了他，他應付式地在園區建了幾棟廠房上了幾套設備，然後在招待所的地塊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裝箱式的服裝市場，五星級賓館成了一張永遠的藍圖。他為什麽能賺錢？因為他玩轉了‘市長’，更玩轉了‘市場’，同時，把你也給玩了！”

老魯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給他出個主意救救他的市場。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聰明的老魯領會了我的意圖——等“宏觀調控”的風頭一過，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業步行街更適合做地產的地塊了。

送走了魯老板，匡老板來到了我的辦公室。

匡英在雲南紅河可是響當當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廠生意紅火，身價數億。在當地他可以呼風喚雨，但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困在江南，動彈不得。早兩年，在中間人的介紹之下，他花1.2億元買下了衡化集團江南氮肥廠，廠子買了幾年，至今仍然開不得車。我問他開不得車的原因，他訴苦說：“找他伸手的職能部門太多了。比如一個房屋產權證，只過一個戶，按照國家破產企業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點手續費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務副市長、分管副市長、市長、書記和房產局長打了無數個電話，每打一個電話少一千，房產局長還怪我找多了領導，不是後來柳書記在大會上不點名批評他要撤他的職，只怕到現在還辦不下來。”

“我到政府來了這麽久，還不知道這個廠被你買下來了。按理說像你這麽大的規模企業，市裏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班子幫你協調直至走上正軌，為什麽沒人牽頭呢？”

匡英一語道破天機，意味深長地說：“這個廠原來是省管的，破產改制也是由省裏面的人來主持的。如果當初改制交給江南的市長來主持，情況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這一席話，讓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狀態：說來說去，企業的命運怎麽還是掌握在“市長”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