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風雲渡海

根據我平素的觀察，一九四九年渡海來台的外省人絕少向他們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間的生活細節。大部分即使是善於回憶或描述的人只會使用較多的形容詞去強調當時場面的混亂或驚險，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聽到、嘗到、嗅到、觸到和想到的，可歸於名詞性的事物都在過度的恐懼中失落、淹沒了。比方說，像彭師母那樣會說故事的人在提到這段往事的時候也只說風浪多麽多麽地大、人多麽多麽地擠、共產黨的炮彈打得離船身多麽多麽地近，接下來猛裏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販來賣香蕉，那香蕉是多麽多麽地甜，又多麽多麽地便宜。大家吃了個死飽，以至於日後看見香蕉又是多麽多麽地倒胃口。

我在年紀還很小的時節便想像：也許有一天我長大了，得找個機會仔仔細細追問一下家父家母，他們是怎麽來的？坐什麽船？那船有多大？形狀如何？買了船票嗎？船票長什麽樣兒？航行時間有多長？艙房裏的設備呢？睡的是那種美國電視影集裏出現過的吊床嗎……事實上我從來沒有正正經經詢問過這些，或許是關於逃難這件事家裏一直有種不堪回首、諱莫如深的氣氛，或許是我並不那麽好奇，也或許我總以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個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視；無論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動說起來，反而不如我所預期的那樣有著驚心動魄的史詩格局與壯麗景象—它充滿了卑微、瑣碎、令人不忍逼視凝思的紊亂細節。渡海行動本身顯然就是摧毀人生記憶完整性的一個手段。

在開始敘述此一日後看來意義重大的倉促遷徙行動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譜”倒數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項迪豪”之前的兩個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著那句“果然是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啊！”的話說下去：“這兩個人，原先是我老漕幫中的光棍，是‘老爺子’跟前的扈從，輩分不算高，可資歷和聲望卻因為是‘老爺子’家臣的緣故而非比尋常了。”

家父一向對他曾經在幫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說了這麽一大串，聽得我不由自主張口結舌起來。尤其是扯絡上施品才、康用才這兩個名字—他們不正是徐老三那張江湖圖上腳跨哥老會和“國防部”情報局兩個勢力範圍的“兩位老資格”嗎？當年在美滿新城一巷七號頂樓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園的倉庫裏）被孫小六打了個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們嗎？

“把你和歐陽昆侖的女兒那疊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給我的，恐怕也是他們。”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鏡腿當搖鼓軸子似的轉了起來，道：“難說他們是從你身上追出了我，還是從我身上追出了你，總之把咱爺兒倆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這，得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說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號，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全省實施戒嚴。戒嚴期間除了本島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馬公三港在“警備總部”監控之下開放船只進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閉。對於當時仍身在青島的家父、家母而言，這是一道遠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們甚至全然無從想像，一個東南方數千裏之外的小島開始盤查出入人口的這件事同他們會有任何關系。

在那個日後看來至為重要的日子裏，家父念茲在茲的一個問題其實微不足道：他究竟應該參加一個濟南同鄉的生日局，還是老漕幫為某重要“幫朋”所舉行的接風宴。這兩個應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點。家父若是參加後者，則必須獨自前往觀海山西側、浙江路北端最高處的聖愛彌兒教堂旁某酒樓—此行極密，連家母都不可與聞。若家父參加前者，則可以攜家母一同前往西鎮南村路上的杏閣飯莊，之後再和那些同鄉們徒步去至僅有一箭之遙的天成大戲院聽戲。正由於兩地相隔甚遠，勢難兩全，家父懊惱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謂：家父何不徑自赴老漕幫之會，而由家母代往西鎮南村路參加生日局，待老漕幫這廂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戲院接家母回住處，如此安排，勉強算是兩頭靠岸，起碼各不失禮。

孰料家父乘了輛人力車剛到聖愛彌兒教堂門前，便閃出兩個疾如風、動如火的練家子，趨前對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幫朋”人是來了，卻不是來參加什麽接風宴，當晚的聚會一無酒、二無肴，便餐雲爾。目的只在問一個點頭與搖頭的“然否”。點頭的即刻發給船票，搖頭的當下一揖而別。家父一聽這話，比沒聽還糊塗，忙用暗語盤問那兩練家子，一連盤了十八個來回，才知對方果然是本幫光棍；一個叫施品才、一個叫康用才，並稱“哼哈二才”的是也。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輩兒的前人，在幫既久、隸籍固深，不可輕慢，是以執禮甚恭，答問亦十分詳盡。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鮮少過問幫中事務，也不願意倚仗著什麽資格輩分耍些不必要的派頭，遂低聲下氣地詢問起來：究竟是多麽重要的關節？為什麽只問一個“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聞言竟板起臉孔道：“人家‘幫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語。若屬同門同道，自然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無不盡力幫襯。若有異心異志，便沒有什麽勉強共濟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個主意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