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導讀韓松的『鬼魅中國』（第3/7頁）

到了民國時代，重要的作家們主要致力於個人解放與民族獨立。盡管青年時代的魯迅寫有《中國地質略論》（1903）、《科學史教篇》（1907）等科學論文，還曾經譯介過凡爾納的作品，甚至推崇過科幻這一文學類型，但他本人的文學創作實踐，特別是小說寫作，卻專注於對歷史的思索和對現實的批判，而對最適於探討科技問題的未來這一維度則並未直接涉及。另一位提倡個人解放的文學巨匠巴金，在晚年談到凡爾納時，回憶到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他“主要探討人生的生存與解放，與吃人的社會作抗爭，因此沒有精力過問科學小說”。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大體上仍然延續普及科學知識（以顧均正1940年的《和平的夢》為代表）和諷刺現實（如老舍1932年的《貓城記》）的路數。

新中國成立後，主要受到蘇聯和凡爾納影響的科幻小說屬於社會主義文學的一部分，致力於謳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績和對明日共產主義的憧憬，充滿了科技無往不勝的樂觀，其形態也顯得較為純粹：近未來（很少超出一個世紀的未來）、近空間（很少超出火星軌道）、純技術（缺少人文主題和哲理思考）、窄視角（多數限於國家和民族之內）、少兒化。直到198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一批科幻作家那裏，對現代性與科技的反思才在虛構文學的領域裏獲得了廣泛、深入、成熟的探討。韓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持續地關注和了解當代科技的動向，對科技給人類生活特別是中國人的生活帶來的影響懷有濃厚的興趣，並采用科幻小說的形式，來討論用技術武裝起來的現代鬼，對“五四”以來提出的諸多文化命題進行了拓展和再思考。

魯迅在1922年為小說集《呐喊》所寫的著名自序中，曾把當時的中國比喻為一個“鐵屋”，人們在昏睡中走向死亡卻並不怎麽痛苦，一旦少數醒來的啟蒙者大聲呐喊，把人們叫醒，卻發現鐵屋難以破壞，那時只能讓人們更加痛苦，啟蒙者陷入了“希望”和“絕望”的困境中。而在韓松的《我的祖國不做夢》（2003）中，魯迅提出的“從昏睡入死滅”的命題，在新的時代中竟然演變成了“從昏睡入強盛”。故事中，白天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在夜晚被神秘的“黑暗委員會”所操控，以夢遊的方式工作，效率奇高。主人公“小紀”因為遇到來調查此事的外國記者而知道真相，並發現自己美麗的妻子在夢遊中成為某“要人”的玩物，憤怒的小紀意欲向要人報復，但原本軟弱的他被“必須以夢遊實現中國的強大”這一理由所挫敗，認同了“在這個風雲突變、危機四伏的世界上，中國人是可以不做夢的”的道理，在痛苦和崩潰中只能選擇帶著夢遊中的妻子自殺。在這裏，國家的崛起成為不容辯駁的理由，個人權利的犧牲成為理所當然，在技術協助下的“昏睡”，成為必要的選擇，驚醒者的“呐喊”反而不合時宜，只能以自我毀滅來結束精神分裂的痛苦。

而在《美女狩獵指南》（2002）中，神秘公司用生物技術，以工業化方式生產可以快速生長的人造美女，將這些“長有卵巢和子宮的純種動物”放到一座島嶼上，供有錢而尋求刺激的好色男人狩獵。以真槍實彈武裝的男人捕獲女人後可以隨意處置，但也有被女人殺死的危險。主持這一項目的博士竟說這種活動可以為當地經濟做貢獻。這裏，科學的進步反而助長了最黑暗的欲望，而蒙受過性心理創傷、成年後又被僵硬的社會現實所掏空的男人們，只有在極端殘酷而詭異的環境中，在以死亡為代價的獵捕和征服中，才能重新找回生命的激情，以變態的方式釋放被扭曲的欲望。

如果說，“染缸”給人一種滯重、無變化、靜態的印象，韓松的“鬼魅中國”，更像是一種動態的、生長著的巨怪，它是“五千年的固有邏輯”與現代科技聯姻的產物，是由西方發起的現代性工程在遭遇所謂的“東方精神”後，在扭曲與掙紮中的曲折展開。在某種程度上，韓松之所以寫作，就是為了與這個巨怪抗爭。因為，“在追求國家繁榮強盛這一點上，我與諸位都有共識”。

絕望的失眠人

“我認為，人類還沒有克服他們天生的邪惡，只不過是被技術壓抑了。一旦出了差池，就會引發最糟糕的局面。對所有人都一樣，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在《火星照耀美國》（初版於2000年，2012年修訂再版）中，韓松探討了文明的興衰變亂和人類“天生的邪惡”。故事中，衰敗而閉關鎖國的美國發生了第二次內戰，甚至出現了對前總統“文革”式的批鬥。這與其說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翻轉，不如說是對明日世界真實走向的推測：在異常的災難面前，一向指責中國專制的西方，將會反過來渴求中國式的統一規劃麽？東方式的集體主義將替代西方的個人主義，成為人類新的“普世價值”麽？可是，這些嚴肅的追問，卻總是籠罩在詭異的紅色火星，以及不時現身又神秘離去的外星飛船的陰影下。結尾處，神秘的火星人來到地球，從此地球成為“福地”，作者沒有交代所謂的“新時代”究竟是什麽樣子，曖昧、不安的氣氛給讀者留下了無從解答的懸念。